高德娱乐目今邦际形状论文十篇

　　布什政府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上台之初对中、俄采取的强硬态度,将其对中、俄政策基调由消极面较多转为积极面增加。布什在发动对阿富汗战争四个月后接连两次来华同主席举行会谈,双方就中美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建立高层战略对话机制、全面扩大双边合作和中国国家主席、副主席年内访美等重大问题达成共识。中美关系走出了“撞机事件”造成的低谷和阴影,回归基本正常发展的轨道。最近,副主席对美国进行了成功访问,中美关系出现了新的良好发展势头。美俄关系明显改善,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双方对进一步削减战略核武器和建立新的战略关系框架立场接近,达成初步共识,尤其在反恐战争中进行了全面合作。两国虽在美发展国家导弹防御问题上分歧依旧,但普京总统明确表示,美退出《反导条约》不会影响俄美关系。这些标志着美俄关系进入了以加强合作、协调为主要特点的新阶段。美国还密切了同欧盟与日本等主要盟国的关系,相互合作、协调明显增强。欧、俄、中、日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合作也有新的发展。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带动世界地缘政治重心地区——欧亚大陆局势趋向稳定与缓和。

　　各国特别是大国的安全观念发生重大变化,促使其朝着削减国与国对抗,促进国际合作和世界总体安全的方向调整军事和国家安全战略。“9·11”和反恐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安全观。这可从三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层面是各国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重新认识什么是对其安全的现实威胁。在此之前,它们一直把中、俄等非西方国家视为对其威胁之源,并主要以此展开其安全战略布局。“9·11”后它们开始认识到国际才是对其安全的真正威胁,才是它们的主要敌人。美及其盟国表示,打击是它们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当务之急和中心目标。同时,对付国际等非传统安全挑战非一国之力所能奏效,必须进行和加强国际合作。这使得国与国安全关系中的“零和”性质降低,共存与合作共赢意识增强。第二个层面是各国重新认识怎样才能维护国家安全。在传统认识上,一个国家拥有庞大军事力量就能克敌致胜,维护本国安全。“9·11”打破了这种传统理念。美国军事力量世界第一,不但拥有最强大的进攻性武力,还拥有最先进的防御系统,并竭力谋求绝对军事优势以确保其绝对安全。但在奇袭下,所有这些最强大和最先进的攻防手段都不起作用,美国本土遭到空前惨重的打击。这表明,在现代条件下,在非对称手段袭击下,即使掌握绝对优势军力的国家,也无法确保本国的“绝对安全”。

　　本文所认为的比较优势即在以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劳动、资本二要素的基础上纳入更多要素（如生态制度、社会制度等）参与的比较优势。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一个关键及经典的问题即“为什么会发生贸易”，但伴随要素价格均等化的趋势，劳动、资本要素价格逐渐均等，这势必会影响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对该问题的解释力。说明在经典的“比较之比较”公理下，还存在着些许不足和需要修复的地方。另一方面，就质量而言，目前的国际经贸活动已不仅仅局限于关注商品质量本身，而是从质量中延伸出生态环保需求、社会性需求等相关概念。国际贸易质量标准应更好地与目前的需求相契合，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才能更好地为经贸发展服务。重新诠释质量，适应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已是当务之急。

　　质量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质量标准）与贸易的关联，国内外学者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种观点认为货物的质量标准对国际贸易产生了正向效用。代表性的学者有Knut Blind（2006），他认为商品的标准会引发规模效应（即网络外部性），这将为产业贸易的发展提供基础，并且会引致更多的产业内贸易。DTI（英国工业贸易部）（2005）在关于标准（制度）对英国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中，充分论证了标准（制度）对英国经济的正向推动作用。1948-2002年期间，英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13%是由标准（制度）贡献的。DIN（德国标准化学会）（2001；2004）通过数据模型，验证了德国的经济发展与标准（制度）有较大的关系，在标准工作上投入7.7亿欧元，带来的直接贡献超过159亿欧元。上海标准化研究院（2007）也肯定了标准（制度）对于贸易的促进作用，认为经济全球化将促使国际标准进一步演化为国际贸易规则。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货物的质量标准在具有正向效用的同时，仍存在一定的负向效用。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施用海、沙玮、高耀松（2009），他们在肯定标准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的同时，认为标准的制定会阻碍中小企业的发展、限制进口、形成技术垄断。徐洁香（2010）认为标准在短期内会对经济产生负效应，长期来看则具有一定的正效应。Farrell，Saloner（1995），Katz，Shapiro（1985）从标准（制度）的路径依赖角度分析，认为标准虽然对经济有贡献，但是过度的路径依赖会降低这种贡献度，出现标准次优甚至更次的选择，使社会福利产生一定的负效应。Shy（1991），Kende（1991）认为如果标准形成贸易壁垒，将使得国内厂商获利而国外厂商受损。关于标准产生的效用孰大孰小的问题上，一些学者认为标准的经济效果很难定量衡量，需要综合考虑，Gandal，shy（2001）认为标准效应取决于标准的规模效应和转换成本的相对大小，但Boom（1995）认为规模效应和转换成本难以量化和比较。

　　综上所述，学者们一致认为这种质量形式的制度安排对贸易是有影响的，并且是正向影响。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迄今为止，资料还少有涉及。

　　通过上述现状及研究状况的述评，本文拟在勾画比较优势理论历史渊源的基础上，提出多要素参与的比较优势，并进一步提出包含技术、生态、社会制度安排的国际贸易全质量观，形成新的比较优势。

　　“发生贸易的原因”一直以来是国际贸易研究的主题及方向。最早贸易产生的雏形是以物易物、以互通有无为基础的原始贸易形式。随着剩余商品的增多，简单的以物易物形式难以承载丰富的商品交易活动，金银作为一般等价物出现（资本要素），扩展了要素观的内涵。具有代表性的是15-18世纪的重商主义学说，人们已开始认识到不仅仅只有劳动这一要素对经济起作用，要素的内容渐渐地丰富起来高德娱乐。随着经济的发展，当时的英国作为资本积累的大国，急需一种理论来指导英国的发展，工业革命由此在英国开展，经济学开山鼻祖亚当·斯密提出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的前身）。历史证明，亚当·斯密的观点在当时是正确的。但随着德美等国家的工业化革命发展，英国的优势地位受到了挑战，绝对优势理论地位不保。大卫·李嘉图继承了亚当·斯密关于贸易发生是由于两国要素相对价格的不同，但他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斯密的观点，即优势不是绝对化的，而是“比较之比较”的概念，这一提法一直延续至今。之后许多贸易理论，无一不包含“比较之比较”的思想。

　　总之，关于“为什么会发生贸易”，众多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了各自的诠释。从而形成了古典、新古典、新贸易、新新贸易理论的国际贸易理论体系。而该体系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比较优势的比较利益原则，体现了比较优势理论经典及超长的生命力。“比较之比较”的思想广泛地在各种国际贸易研究中出现。

　　但同时比较优势理论存在着解释困境。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相对自由市场经济下，在“技术外溢（Technology Spillovers）”，“干中学（learn-by-doing）”的影响下，要素的价格有均等化的趋势。要素的价格均等化，意味着产品价格相对地均等化，产品将失去比较优势，故学界也展开了呼唤新的比较优势要素、全要素论等，甚至有学者提出了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竞争优势（林毅夫、李永军，2003），故比较之要素亟待进一步广义化。

　　质量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广泛地运用于贸易领域。科学质量观的形成，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商品的质量，从而促进经贸的发展。ISO（世界标准化组织）对质量给出的定义为“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这一定义是从 “特性”和 “要求”两者之间关系的角度来描述质量的内容的，即某种事物的“特性”满足某个群体“要求”的程度，满足的程度越高，就可以说这种事物的品质越高或是越好，反之则认为该事物的品质低或差。

　　依据质量的定义，本文认为品质应包含供需两重含义。从供给面看，主要体现为商品品质标准；从需求面看，具体体现为品质要满足市场消费者对质量技术性、生态性、社会性的需求；通过供需双方共同决定商品的质量。

　　比较优势和质量观（一种制度安排）的交集在于相对价格，即“比较之比较”。比较优势的相对价格差异是导致国际贸易发生之原因，而质量观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在演化过程中，其演进动力依然是相对价格的差异。简言之，即在传统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质量观作一个制度要素上的拓展，通过相对价格的差异，从而形成新的比较优势。

　　诺斯与托马斯（1973）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论证了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制度变迁的原因，并认为这种制度激励是完全有效的。但之后诺斯（1981）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否定了这种绝对的完全有效的说法，并认为相对价格仅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影响因素。再后来诺斯（1991）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对于相对价格赋予了更多的含义。我国学者黄少安（2004）认为只有当演进主体预先预测出这种相对价格变化的趋势，并进行制度创新使其最终结果获得经济效益时，变迁才有可能发生。这与国际贸易之动因不谋而合。

　　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孙杰（1997）详细说明了不仅只有传统的比较优势，才能促进经贸发展，并认同诺斯的制度促进论。比较优势质量观正是一种既基于比较优势又基于制度的新型比较优势形式。

　　比较优势质量观之所以目前提出，还在于在传统观念当中，对于质量的理解即技术相关性指标，认为质量即技术标准，而忽视了质量使用价值中，满足人的需要的社会属性，一味的追求商品的自然属性。质量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目前才被提出，还在于“制度”并不是传统经济理论当中的重要要素，并且是作为一种外生变量而进行的研究。在以牺牲生态、社会效益为代价的经济发展当中，质量的内涵需要得到全新的诠释，以适应发展的需要。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质量观带有明显的工科色彩，这为比较优势质量观的研究带来一定的阻力，并且质量作为一种制度安排，难以进行量化研究。但是一个观念、一个概念、一种方法的提出，初始阶段不可能是完美的，需要提出后不断地修正和补充，应该认识到全质量观的提出的理论价值及较高的实际应用性。

　　制度经济学的一大贡献是把制度作为要素纳入经济学的研究。本文从西方经济学“经济人”的假设中，结合目前社会的需求和人性的假设，将原有的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修改为在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同时追求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最大化的“社会人”。并且对传统的规模报酬不变的经济学假设修改为规模报酬递增，这符合制度要素在经济中的实际效果。

　　技术制度，即质量技术制度，具体为商品的技术指标。通过技术制度的提高，能降低商品的生产成本，形成比较成本优势。历史上英国正是依靠技术革新获得比较优势，从而成为当时的世界霸主。

　　地理大发现时期，贸易体现为西方列强的殖民贸易，期间英国等国家掠夺了大量的资本，并诞生了重商主义思想。工业革命时期，伴随着资本的积累，工业技术发生了质的变化。英国学者大卫·李嘉图论证当产品的生产成本具有比较成本优势时，应专一生产并出口具有优势的产品，即能获得额外的贸易收益。德美在英国崛起的影响下，发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进一步提高科学技术，促使德美的崛起。技术要素在工业革命时期显的格外重要。

　　技术制度在国际贸易中的表现通常为符合目标市场国的标准，符合标准进入，不符合则禁止。表1列出部分产品主要出口国的技术标准要求，即符合这些标准，并且超越这些标准，才能形成商品的比较成本优势。从表中可以看出欧、美、日、韩对我国玩具、纺织、食品、机电行业有着较高的技术要求。只有通过质量技术标准的提升，才能更好地符合主要目标市场国的技术标准要求，在品质技术标准形成中，各国相继开展技术竞赛，试图通过技术的革新，获得比较成本优势，占领世界市场。技术标准主要体现为技术不断更新，相对劳动成本下降，形成比较成本优势。

　　产品具备比较成本优势，给出口国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增加了贸易双方的摩擦，出现了以生态为由的贸易壁垒。绿色贸易源于1972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上，世界开始关注贸易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随着生态环境在贸易中日益重视，生态要素作为一种内生化的要素纳入产品的生产过程，形成生态制度。生态制度与技术制度共同作用，形成包含生态制度的技术制度。目前生态制度主要局限于生态环境的认证、通报的形式，如欧盟目前已经在商品中开展生态设计认证，美国也开始了产品的能源节约计划，德国亦开始关注产品的生态环境问题，试图把生态标准纳入产品的生产标准当中，如G/TBT/N/DEU/9关于生质燃料及化石燃料法案，G/TBT/N/DEU/8关于促进生物燃料使用规定的法规草案，G/TBT/N/DEU/10关于生物燃料可持续生产要求的法令。

　　生态制度在这一阶段，体现为通过实施生态标准，使商品的附加使用价值提升，形成比较竞争优势。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制度不仅体现技术、生态的诉求，对于商品的社会福利亦有要求，即在商品的生产过程中不仅要考虑物的因素、环境的因素，还要考虑人的因素。社会制度综合体现为技术制度、生态制度、社会制度的三者动态耦合。社会制度在这一阶段，在上述制度的作用下，形成广义比较优势，既包括比较成本优势又包括比较竞争优势。

　　目前关于社会制度的实践，主要体现为认证的形式。目前国际标准认证有向生态化、人文化演进的趋势，如表2所示。

　　质量是商贸活动中永恒的话题，在经济高速发展、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劳工权益亟需改善的背景之下，商品质量被赋予了更广的含义。如何使技术、生态、社会三大属性要素有机地统一在一起，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全质量观”的提出，是一种基于制度研究之下的，利用比较优势来诠释的，一种全新质量制度安排。通过“比较之比较”的方法，发现制度优势（如规模化优势），寻找“全质量”的优势之所在。

　　所谓“全质量观”，即将生态、社会福利制度要求内部化，并与技术制度作为影响质量的核心要素。即在质量诉求当中，有技术制度、生态制度、社会制度的要求，三种制度有机耦合，从而形成三位一体的“全质量”概念。

　　全质量观实现的困境还在于，如何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生态环境日益破坏之间的矛盾。集体理性与个人理性发生冲突如何协调的矛盾。短期发展与长期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

　　全质量观强调将空间负外部性内部化，将生态、社会制度纳入比较优势的形成中，使得环境成本内部化，社会治理成本内部化，从而起到调节上述矛盾的作用效果。

　　2.克努特.布林德.标准经济学：理论、证据与政策.中国标准出版社，2006

　　3.孙杰.克鲁格曼的理论“接口”和诺斯的“贸易由制度启动”命题—关于贸易理论的发展和制度创新比较优势的思考.经济研究，1997

　　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日益密切，与之相对应，我国面临的世界竞争越来越严峻。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工商管理的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尤其是随着远程教育、联合办学的开展，工商管理教育应对国际化发展形势的改革已经成为一种必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各界对工商管理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如何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国家化意识，并深入了解国内、国际工商管理形势的高素质人才，已经成为当前高校工商管理教育需要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首先，教学目标进一步明确。当前，大部分高校都根据工商管理国际化趋势和要求，制定了具有针对性和时代性的教学目标，并根据教学目标适时调整了课程内容和形式。其次，师资体系逐渐完善。许多高校都根据工商管理国际化趋势，积极提升教师队伍水平，坚持“请进来，走出去”的师资构建原则。借鉴吸收、引进聘请国外优秀工商管理教育者，并组织教师通过多种途径接受国家化培训。再次，课程体系更加科学。根据工商管理国际化趋势，大部分高校都构建了相对应的课程体系，例如积极推进双语教学或全外语教学，还对工商管理专业教材进行了适当调整。积极开设国际化课程内容，并引进外文原版教材。最后，实行常态化国际交流。目前，我国许多高校都革新传统工商管理教学模式，一方面加强与地区、部级单位和企业的合作交流，另一方面借鉴吸收国际先进工商管理教学理念，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学术交流，以提升自身的工商管理教学水平。

　　当前我国高校工商管理教育都根据国际形势，在教学内容、师资队伍建设、教学形式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革新，但不可否认，我国高校工商管理教育中还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不仅不符合当前工商管理国际化趋势的内在要求，反而严重阻碍了工商管理人才的培养。因此，高校应当根据工商管理国际化趋势的特点，改革工商管理教育模式。笔者根据多年研究经验，认为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首先，应当适时课程国际化。高校应当积极引进当前世界最新的工商实践研究成果，引导学生及时了解和学习各种新知识、新观点，以增强工商管理专业学生的全球化战略和国际化思维。与此同时应当重视基础专业课程，深入探究我国工商管理理念。只有这样才能将创新、引进、吸收有机结合。其次，要开展国际化工商管理论坛。高校要充分借鉴和利用周边地区与国家的国际化教育成果，并与相关国家高校联合举办工商管理论坛。当今社会，韩国、新加坡、印度等国家在高等教育国际化方面都已取得显著成绩。这些国家培养了大批国际化工商管理人才，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我国高校与这些国家的高校不仅文化特征相似，而且地缘接近，联合举办工商管理论坛成本相对较低，且操作起来更加便捷。除此之外，高校还应当与工商界展开交流沟通，工商实践活动能够帮助工商管理专业大学生积累专业经验、丰富专业知识储备。深入了解工商行业的发展规律、发展现状。因此，我国高校应当根据自身条件，积极利用本地区的国际企业、外贸企业、企业家协会等资源，邀请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国际化工商管理者参与论坛探究，进而帮助大学生了解最新的工商管理动向与问题。

　　首先，高校应当引进和聘请国外著名管理学院的学者或具有国际工商管理经验的从业人员，为学生讲授国际化管理理念与经验。其次，高校应当排遣工商管理专业教师到国外进修，或安排教师到知名企业参与管理和决策，这一方面可以帮助教师积累教学案例、管理经验，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提高教师的业务素养。在参与国外培训或企业管理的过程中，工商管理专业教师能够接触和了解最新的专业教育理念，进而更新知识储备，引进国际化管理知识。再次，高校还当鼓励教师不断拓宽自身视野，进行跨学科研究，丰富工商管理专业教师的知识储备，以适应当前的国际化趋势。最后，高校应当设立多元化人才引进机制，要根据工商管理课程体系，积极引进不同专业和学科的高级人才，加强专业知识的交叉与融合。

　　当前，我国对高校的教育教学评价途径主要包括两种：一是根据学术论文和课题情况进行评比；二是教育部组织的高校评估。很少有针对工商管理教育的评价标准和制度。因此，若要应对工商管理国际化趋势，就必须根据工商管理教育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评价标准与制度，根据高校工商管理教育在市场环境中的市场化程度、生存能力。以及工商管理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自我发展能力，同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构建符合国际化发展趋势的多元化评价体系。

　　［1］霍国庆．台港地区工商管理教育的特色及发展走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台港考察记录［J］.管理评论，2003.

　　［2］姚福生，王磊，张志伟，谢峰．新时期大学生国际视野教育初探［J］.学术论坛，2008.

　　［3］杨芙蓉．面向国际，处理好工商管理教育中的几个问题［J］.职业技术教育研究，2002.

　　［4］李兴华．试析欧盟内部语言纷争的经济因素［J］.法国研究，2008.

　　［5］胡笑寒，方迪昉．国外工商管理教育的系统分析及借鉴［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2.

　　论文摘要：对国际劳工标准是否应与国际贸易挂钩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截然相反的态度，本文阐述了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相挂钩的原因，分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问题两种不同态度的理论基础，并论述了当前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国际劳工标准”是由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一般是指由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公约和建议书等一系列国际法文件所体现的旨在保护全世界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国际规范。国际劳工标准的产生一定程度上源于国际贸易竞争。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系可追溯到19世纪，美国率先于1890年开始禁止进口囚犯生产的产品，并于1930年将禁止进口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强制性劳工生产的产品。

　　二十世纪末以来，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极力主张将劳工标准问题与国际贸易挂钩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1)在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缓慢，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发达国家惴惴不安，因此发达国家将自身发展困境统统归咎于发展中国家的低劳工标准。(2)wto多边贸易体制中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劳工标准所特有的复杂性、随意性、隐蔽性等特点迎合了发达国家设置新的贸易壁垒的需求。通过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不仅扼制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而且转嫁了其国内经济发展危机。

　　在主要发达国家，认为国际劳工标准与国家贸易应予挂钩有“人道主义论”、“贫困进化论”、“移民压力论”、“社会倾销论”等几种观点，但其主流观点是“社会倾销论”。

　　“社会倾销论”认为，一些发展中国家使用童丁以及囚犯来生产出口产品，导致产品的劳动力成本很低。还有些发展中国家禁止劳工建立工会组织，导致工人工资被随意压低，工时被随时延长，这事实扭曲了产品的正常成本，致使生产成本降低。该情形使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大为减弱。这种因低劳动力成本形成的出口产品竞争优势使其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这种优势，可以认为是对出口产品的变相补贴，违反了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宗旨。这种由于种种原因致使劳动工资低下及其他社会条件恶劣形成的出口产品竞争优势就是社会倾销或日劳动力倾销、福利倾销。这种社会倾销现象会导致执行高劳工标准的国家将面临一系列负面影响。所以该理论认为应将劳工标准和国际贸易挂钩，对低劳工标准的国家予以贸易制裁，而不能仅仅是发展中国家获得利益。同时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以贸易制裁促进劳工标准的提高是防范不正当竞争、恢复和维护公平竞争局面所必需的。

　　对发达国家的劳工标准应与国际贸易挂钩的主张，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均持否定态度。其否定的理论大致包括特“比较优势论”、“特定文化论”、“投资区位调整论”、“与贸易无关论”等几种观点，但其主流观点是“比较优势论”。

　　“比较优势论”认为，不同国家的劳工标准存在差异符合公平竞争原则。发达国家的“社会倾销论”完全抹煞了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石即比较优势理论，否认从发展中国家获得利益。有“优势”是进行国际贸易的基础。目前的发展格局只能是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优势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优势的比较格局，国际贸易自由化也只能在此基础上的逐步自由化。如果按照发达国家要求制定统一的劳工标准来限制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逻辑思路，也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也同样可以要求限制发达国家资本、技术优势的发挥。这样有违开展国际贸易的宗旨。发展中国家认为，劳动力成本的国际差异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劳动力成本如同各国的自然享赋一样是一个外在变量，它所形成的比较优势是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基础，这种比较优势，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好处，不会对发达国家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是两个领域的范畴，要真正提高世界的整体福利水平是通过贸易自由化发展全球经济，而不是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限制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发展。

　　虽然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没有将劳工标准纳人wto多边规则中，但为了进一步促进贸易与劳工标准问题挂钩，发达国家正以双边贸易协定为突破口，积极推行国际劳工标准。例如。2001年正式生效的《美国一约旦的自由贸易协定》，首次将劳工与环保标准纳人其协议内容。此后，2003年，美国与新加坡、智利、越南、柬埔寨等国的双边贸易协议中也都纳人了劳工标准。

　　(1)它符合各国的长远利益。目前仍存在着生产商为获得较高利润而压榨劳动者的情况。低成本策略不仅损害了人权，更破坏了国际贸易中的公平竞争秩序。各国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可能很难对某些不当的降低标准行为做出公正的处理，但各国对自己的进出口贸易都相当敏感，因此将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有利于促进国际劳工标准的实施，最终更好地维护各国劳工的基本权利，它符合各国的长远利益。

　　比较优势理论是同际贸易理论的基石，半个多世纪的实证研究支持比较优势是国与国之间贸易的基本动力(鞠建东等，2004)。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曾说： “如果经济学理论可以选美的话，李嘉图的比较优势一定会摘得桂冠”。针对比较优势理论，已有诸多从假设前提、理论的相对静态性等角度对其提出了批评和质疑。因此，这一理论尽管美丽，但仍存在一定不足。

　　就成本而言，现实的国际贸易活动往往受到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干扰，国际贸易叶的交易成本不容忽视。例如，在宏观层面，美国一方面力图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贸易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在全球金融危机袭来时义举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对其诸多产业实施贸易保护，这种在贸易政策上“出尔反尔”的做法表明了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普遍性；在微观层面，在大量国际贸易业务中进行国际结算时常常采用“信用证”方式，这本身就表明商业信用还存在着很强的不可靠性，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较为突出。而且，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是环境污染的加剧和生态平衡的破坏，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在存在巨大贸易顺差的同时，却存在着巨大的‘生态逆差’”(马建英，2009)；张友国(2009)则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环境贸易条件恶化，更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的环境规制力度不够，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市场外部性成本。还不能成为生产者决策的有效约束条件。可见，国际贸易活动中存在的与生态环境影响相关的成本格外重要。

　　鉴于上述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双重考虑，本文拟在回顾比较优势理论历史渊源和成本观的基础上对之展开评论，并认为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需要进一步广义化——除了考虑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还应结合贸易理论和贸易现实的新进展纳入制度和生态环境(含可持续发展)等要素。本文进一步地提出了基于广义要素的“全成本”(FC，Full Cost)概念，认为包含生产成本(PC，Production Costs)、交易成本(TC，Transaction Costs)、环境成本(EC，Environmental Cos[s)、代际成本er-generational Costs)等在内的“全成本”乃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

　　围绕着“为什么以及如何(Why＆How)发生分工与贸易”这一基本主题，国际贸易思想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古希腊时代。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分别有对交换和分工的好处的描述。15世纪到18世纪的重商主义学说，由于将金银看作唯一的财富形态而将参与交换的商品排除在财富之外，进而认为贸易是一种“零和博弈”，这与现实中“双赢”乃至“多赢”的贸易现象格格不入。可以说，重商主义对贸易的本质缺乏深入认识。那么，驱动国际贸易发生的动力机制究竟是什么呢?围绕这一问题，不少经济学家从不同侧面作出了各自的回答，从而形成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等不同时期的种种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的视野中，比较优势理论产生于古典经济学时期，但在新古典乃至当代经济学中仍有着重要地位。从某种意义上看，不同时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一直在从不同侧面寻求产生一国比较优势的原因。(1)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技术绝对或相对差异所导致的绝对或相对生产成本差异。一般认为，由于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无法解释世界上绝对先进与绝对落后的国家之间的分工和贸易现象，比较优势理论是对绝对优势理论的修正和拓展，并奠定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2)新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以赫克歇尔(Heckscher)和他的学生俄林(Ohlin)为代表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国家之间在要素禀赋方面的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是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原因。(3)新贸易理论则分析了不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报酬递增前提下由于生产规模不同所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4)新新贸易理论提出了产生比较优势的新因素。进入21世纪，发端于梅勒兹(Melitz，2003)建立的异质性企业理论，后来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Theory)将分析视野由宏观、中观层面细化到企业这一微观层面，并认为产业内企业的异质性、契约体系的质量、企业组织选择等均能形成一国的比较优势(赵君丽、吴建环，2008；樊瑛，2007)。

　　在国际贸易理论演进过程中，哈伯勒(Haberler)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引入“机会成本”概念重新阐述了比较优势理论。所谓机会成本，是以一定数量的有限资源从事某种产品生产时所放弃的用同样资源生产其他产品可获得的最大利益。按照《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解释，“如果做出不同的选择，机会成本就是‘某一种可能是’的预期价值”，“成本必定完全由选择者来决定，而不能由其他人决定”，“机会成本必定是主观事物。他存在于选择者的头脑中，并且不能由居于选择者之外的其他人去具体化或进行测量”。按照基于机会成本的比较优势理论，基本的国际分工与贸易模式为：一国生产并出口机会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进口机会成本相对较高的产品，才能带来贸易利益。所谓比较优势就是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差异(Krugman＆Obstfeld，2004；林毅夫、李永军，2003)。

　　两方经济学分析问题的逻辑起点是“稀缺”。因为要素是稀缺的，于是需要将其在不同的用途之间进行配置、选择，因为有选择，就会产生机会成本。从主流贸易理论的发展史看，除了新新贸易理论对交易成本较为重视，西方贸易理论所讨论的形成比较优势的成本，主要为生产成本。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现象背后的实质性原因在于相关贸易理论对稀缺要素的认识不全面。从方法论上看，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Lakatos)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将一门理论的研究纲领分为“硬核”和“辅助假说”，“辅助假说”围绕“硬核”形成了一层层外同保护带。李建德(2000)解释道，研究纲领的内核是“一组关于该学科在研究过程中需要遵守的规则，研究纲领的保护带则是“依据这一组规则运用于现实世界时所得到的种种具体的假说”。根据这一思想，本文认为，比较优势理论中，其理论内核在于“比较”，比较的基本对象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机会成本”；而该理论的保护带则体现在对稀缺要素和机会成本外延的界定。从主流贸易理论的演进史分析，比较优势理论的内核至今仍然成立，而其保护带则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具体分析范围的变化而发生适应性调整，进而可能出现一些在以往分析中不曾被纳入的稀缺要素和成本项目。

　　产品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的使用会产生生产成本，生产成本固然重要。但与此同时，随着对制度、体制等问题认识的逐步深化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人们也认识到在防范机会主义行为的过程中制度是稀缺的。贸易的本质在于产权的转移，在产权的界定、保护和转移过程中，制度的作用不可或缺，使用制度要素对传统生产要素进行整合并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形形的人与人打交道的成本，此即交易成本。而随着经济实践中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的凸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理论层面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成熟、完善，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稀缺要素，于是与此相关的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不可或缺。但问题是在上述考虑的基础上，为什么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没在21世纪之前的贸易理论中得到足够重视呢?笔者认为，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与主流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和方法论有关。从基本假设看，其一，主流贸易理论沿袭了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信息完全充分等假设，在其理论框架下没有对交易成本的分析；其二，主流贸易理论仅在纯粹的经济系统内考虑问题，尚未意识到生态环境的稀缺及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的代价和成本，在其理论框架下没有引入环境成本；其三，主流贸易理论对“可持续发展”和“代际”问题未给予足够重视，在其分析框架下不可能引入对代际成本的分析。从方法论上看，

　　“边际革命”之后，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强调“工具导向”，一种新的理论观点能否被纳入已有理论体系取决于其在数学上是否容易被整理。交易成本在计量和模型化方面的困难导致交易成本难以被纳入；生态环境作为“公共物品’’在产权界定上的困难进而导致完善的环境市场难以形成，缺乏完善的环境价格形成机制导致环境成本难以被纳入； “代际”问题(实质为“时间”问题)在思维上的复杂性及后代人在诸如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谈判中的缺位，使得代际成本难以被纳入。本文认为，内容重于形式，不能因为形式化上的困难而否定了上述成本在理论和现实中的重要作用。

　　本文从时空一体化思维出发，引入更贴近现实的人性假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与本文在人性、时间、空间等方面的情况作如下对比，见表1。就人性来看，新制度经济学的“行政人”。假设比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更贴近现实，水文采用“行政人”假设；就其作用的时间范围来看，“经济人假定确实有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至多限于当代人之问。而可持续发展作为处理人类代际关系的准则，应该是比经济人假定层次更高的规范”(章铮，1998)，本文采取“可持续发展”假设；就经济活动的空间范围来看，考虑到“大自然制造土壤，参与氮循环、碳循环和水循环。大自然所做的这一切都具有经济价值，但是经济学家却称其为‘外部因素’，意思是经济方程式中没有这些：经济学家把维持我们生存的真实世界外在化了”(铃木，2008)，本文在经济一环境大系统中讨论国际贸易问题。

　　主流贸易理论通常将制度视为一个外生变量，在制度给定的前提下展开理论分析，从而没有考虑使用制度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理论上，新制度经济学常常被视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对建立在新古典理论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却未能产生足够影响，这本身是值得反思的。现实中，贸易活动不仅受到种种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约束，而且广泛存在着各种交易成本。诺思(North，1990)曾指出，“欧洲长距离贸易的发展是南更为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内部连续发展所启动。”格雷夫(GrEif，1992)则研究了在商业革命时期(11～14世纪)制度对远途贸易兴起的作用，认为马格里布和欧洲地区远距离贸易得以复兴是由于商业革命带来的制度变迁造成的。纳恩(Nunn，2007)对新新贸易理论的经验研究表明，各国的制度可成为一国比较优势的来源。这表明，制度差异可以产生比较优势并启动贸易。

　　《国际贸易》教科书L说，国际贸易是世界各国(或地区)之间商品或劳务的交换活动。显然，这个“国际贸易”的描述性定义看到了贸易现象本身，但缺乏对贸易本质的深入挖掘。科斯(1959)曾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通过分析相关案例，明确指出：“权利的界定是这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最终结果(促进产值最大化)与法律判决无关”，并且他认为这才是科斯定理的实质。作为最了解科斯思想的经济学家，张五常(2000)也再三强调了这一点。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看法，交换活动与其说是商品或劳务的交换，不如说是隐藏在商品或劳务背后的权利(即产权)的转移。依据科斯定理，国际贸易就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当然，产权进行转移(包括跨国转移)的基本前提是产权的清晰界定。在产权的界定、保护、转移的过程中，存在着种种交易成本。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促使交易的顺利进行，引入适当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以约束交易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便是必要的。但由于没有认识到贸易的本质，以往贸易理论对制度、产权、交易成本的考虑很不充分。正如茹玉骢、金祥荣(2008)指出，“由于分析工具的局限，以前的国际贸易理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与国内交易相比跨国交易更容易受到机会主义干扰的事实”、“一旦考虑到交易成本，那么两个国家的技术差异、禀赋结构差异的存在仅仅提供了开展国际贸易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真实世界的国际贸易活动，以合约为主线。一次成功的贸易活动，往往围绕交易前的准备、磋商谈判的过程、合约的履行而展开。其中，贯穿贸易活动始终的是合约，为了形成对贸易各方具有约束力的合法合约并履行之，需要进行产权的界定、保护、转移，整个过程涉及到谈判(与语言、文化有关)、签订合约、执行合约(涉及运输、保险、商检、报关、结算等，还可能涉及索赔、争议的处理等)，由于不同国家往往语言不同、文化各异，涉及长途运输、产权转移中存在风险、需进行商品检验并缴纳关税、不同国家使用的货币不同、制度需跨国执行等原因，一般来说，与同等规模的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中往往存在更大的交易成本。合约实施制度，既有正式制度(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国际条约、WTO规则、各国国内法等)，也有非正式制度(如INCOTERMS2000、UCP600等国际贸易惯例，各种

　　国际贸易的“潜规则”)，国际贸易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贸易活动的基本“游戏规则”，可为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贸易发展提供保障。

　　将制度因素内生化、并将制度视为一种要素，进而运用要素禀赋理论的分析思路，可自然得出结论：制度好的国家在制度(或契约)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一个国家要想实现从简单产品到复杂产品的结构升级，没有良好的制度支撑，是难以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的。制度作为一种“整合资源的资源”、

　　“其他资源的粘合剂”，它是形成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之一，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势必应纳入使用制度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

　　“环境及其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被传统经济理论忽略了”(Siebert，1974)。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生态环境视作公共物品，甚至认为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而未将其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但近年来随着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的进一步凸显，生态环境的稀缺性日益突出，其重要性也逐步为学者们所重视，并产生了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等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整体看，经济学为解决环境问题开出的药方可分为庇古手段(征税、补贴、押金退款等)与科斯手段(产权界定)，其中前者强调政府干预、后者侧重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无论如何，与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相关的成本需要有相应的责任主体来承担而不是外化给社会。因此，在实践中我国政府在《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明文指出，要“有效利用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将环境成本纳入各项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改变过去无偿使用环境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的做法”，“有效地利用经济手段和其它面向市场的方法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与理论层面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兴起，以及现实层面国家对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相比，在迄今为止的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生态环境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存在的。如前所述，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且在比较优势理论的保护带中，稀缺要素的种类和成本项目可能会随着时代变迁而逐步多元化、广义化。从重商主义、古典贸易理论到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进入21世纪后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等，都将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视为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而由于局限于经济系统内讨论问题，这些理论共同的不足之处表现为对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考虑不够充分，进而看不到(或视而不见)国际贸易中的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成本项目。“比较优势原理在贸易不涉及社会或环境成本的理想世界里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真实世界里，经济行为主体必须承担每一项成本，全球贸易引起草根阶层的强烈反对。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最大经济利益，正确的贸易准则应主张谨慎使用自然资源。这一准则只有通过将贸易的社会和环境成本内部化方可实现”(Venkat，2004)。

　　1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需纳入环境成本(空间外部性内在化)。如前所述，生态环境要素在贸易理论体系中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而存在的。考虑到生态环境在经济理论和现实层面的重要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名誉教授铃木(DavidSuzuki，2008)强调必须把“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本文进而认为，既然需要将“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作为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和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也有必要重新引入“生态环境”要素。“比较成本理论的最大缺陷是仅仅追求狭义的经济利益，而没有考虑生态环境的价值。结果，表面上各国通过国际贸易各自取得了所谓的比较利益，但实质上有一方付出了很高的生态环境成本”(俞海山，2004)：在国际贸易中考虑了生态环境要素后，使用生态环境这一要素带来的成本(即“环境成本”)就进入了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

　　2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需纳入代际成本(时间外部性内在化)。对稀缺要素的使用直接关系到“可持续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而一旦考虑到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就不得不考虑“现在使用某生产要素(含生态环境)所放弃的将来使用它可能带来的纯收益”，这就是机会成本意义上的“代际成本”。生态环境一旦因过度的生产及贸易行为而遭受破坏，单纯依靠当代人并不能使之得以恢复，也就是说，生态环境问题具有代际性。“目前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廉价出售‘生态精华’，这是借用和出售了其儿孙的资源，长此以往，必然会使发展中国家的后代面临资源枯竭的危险”(俞海山，2004)。事实上，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本身是稀缺的，若当代人对其使用量增多，则会减少后代人对它的使用。于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代际成本势必应进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

　　总之，贸易理论需要考虑生态环境要素和可持续发展，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既要使空间外部性内在化，也要使时间外部性内在化，从而需要新增两项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

　　从本质上看，国际贸易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而贸易以生产为基础，生产(甚至运输)过程中离不开对生态环境的消耗。在国际贸易中，制度、生态环境要素都是格外重要的。由于传统要素、制度、生态环境等均可被视为稀缺资源且存在多样用途，对它们的使用都会产生机会成本，于是可在多种要素的框架下和多元成本的语境中重新理解“比较优势”这一术语。

　　“其他资源的粘合剂”，在经济社会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生态环境则一方面为经济系统提供资源和原材料，另一方面则需容纳经济系统中产生的废弃物。在国际贸易领域，对产权的界定、保护和转移过程中，必然涉及对制度要素的使用，这会产生交易成本；而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对生态环境要素的使用则会产生环境成本；如果考虑到可持续发展和代际问题，还会产生相应的代际成本。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国际贸易所涉及的成本和补偿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将制度、生态环境(含可持续发展)因素内生化、并将他们作为与传统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等)并列的要素，那么，在“生产成本”(PC)的基础上纳入“交易成本”(TC)后，至少还要纳入“环境成本”(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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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际成本”(IC)等，于是形成了“四位一体”的“全成本”(FC)概念。可将全成本系统与它的四个子系统之间的函数关系表示为：

　　之所以将其写成抽象函数形式，意在表明全成本并非四类成本的简单加总，而是由四类成本有机耦合在一起而形成的。需要指出，本文尝试提出的“全成本”概念是一个动态开放系统。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类成本在全成本系统中的地位可能发生变迁和转换；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许还会产生其他更为稀缺的要素，在适当的时候还可以纳入由于时代变迁而产生的新的成本项目。从成本面上看，至少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在内的“全成本”才是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虽然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各种成本的计量工作还存在诸多难题，但不可否认，通过尝试着将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以“全成本”的概念统一于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在国际贸易的成本和价格形成机制中通盘考虑上述四大成本，可为一国理性参与国际分工、克服国际贸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缓解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实现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对策和思路，从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在国际贸易中，需要制定相应贸易制度以约束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便于贸易活动的顺利开展，这似乎是没有疑义的，于是，交易成本理所当然地应该进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但在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上，还存在如何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之类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第一，若一国内部的企业出于个体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节省自身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需支付的各种环保费用、降低企业的环境成本，不惜破坏作为公共物品的生态环境，这给整个国家带来的是“公地的悲剧”，在这里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存在冲突；同时会带来该国经济贸易发展的不可持续，长期看将增加代际成本，于是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存在矛盾。第二，若一个国家出于个体理性，将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则在降低该国自身的环境成本的同时，却增加了整个世界的环境成本，这时出现了单个国家的个体理性与整个世界的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这表现为另一种“公地的悲剧”，原因在于“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与此同时，从长期看，纷纷向境外转移污染的单个国家行为也会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一定威胁，进而增大整个人类的代际成本，故存在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本调既要将空间外部性内在化、将环境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以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也要将时间外部性内在化、将代际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以化解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在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纳入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意在表明：任何一个企业或国家只顾自身利益或短期利益的狭隘行为，均不一定能带来真正的比较优势。本文认为，只有对比较优势理论本身的成本观作出一种新的综合，方能为解决各国在经贸发展中碰到的机会主义行为较为普遍、空间上的负外部性、时间上的不可持续性等问题提供对策和思路。而这种新综合，将是笔者近期的主要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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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委员。1938年1月生于江苏镇江。1988-1991年驻日本使馆公使衔参赞、公使。1998-2003年3月任外交部长。2003年3月任国务委员。2004年6月出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会长，2010年11月17日出任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名誉院长。

　　作为外交战线的一名退役老兵，我想就当前我国国际关系研究和研究院的未来发展谈几点感言。

　　目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正面临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机遇。这是国际形势变化和中国自身发展两个大环境决定的。

　　从国际形势看，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格局和国际形势正在发生自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最活跃、最重大的变化。西方发达国家受到国际金融危机沉重打击，综合实力下降；新兴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国力蒸蒸日上。二十国集团（G20）正在取代八国集团(G8)成为国际经济治理的主要机制。过去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主导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格局正在被打破。国际关系的模式和理念正在酝酿新的重大变化。就国际思潮而言，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出现新特点，西方自由市场发展模式和所谓民主价值观难以一统天下。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新情况层出不穷，需要回答的问题很多，给国际关系研究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世界范围内国际关系研究正进入一个空前活跃的时期，各方纷纷提出新理念、新主张、新概念，加紧争夺国际话语权和道义高地。

　　从中国发展来看，中国的和平发展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我们从思想理念上保驾护航。近现代历史上，任何国家的崛起都必然伴随着思想的崛起，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探索一条史无前例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思想崛起的意义更加重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已成为牵动国际形势演变、国际格局变革最能动、最活跃的因素之一，已经被推到越来越多的国际事务的中心位置。当今世界，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中国的参与，离不开中国发挥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世界各国不仅普遍关注中国在具体国际事务上的政策立场，而且更加关注中国的发展战略、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理念。我们提出，中国将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地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这是我国发展道路的重大抉择，也是对外战略的重大宣示。这条道路能不能走通、走成功，除了中国自身的决心、信心、坚持和探索之外，也离不开其他国家的信任与支持。这些都需要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加强理论创新，提供理论支撑。

　　公共外交正成为中国外交方兴未艾的新领域作为一种新兴的外交形式，公共外交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分量日益重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内政和外交之间已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国内问题国际化和国际问题国内化两种趋势交织发展。在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的传统硬实力竞争依然激烈的同时，以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制度模式、政治主张、民族精神、国家形象、文化传统影响力等为主要内容的“软实力”竞争也日渐升温。公共外交是加强“软实力”建设最重要、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在各国总体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幅提升。目前，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都高度重视公共外交，强化相关机制，大力推进公共外交已成为国际潮流。

　　对我国而言，加强公共外交既是一项紧迫的现实任务，也是一项重大的长期战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在硬实力层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已大大缩小，甚至在某些领域已经形成领先局面。现在，我国外汇储备世界最多，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和最广阔的消费市场，有世界上最好的高速铁路和运行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手中握着的“世界第一”头衔日趋增多，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在我国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和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在国际上得到更多关注和认同。但从总体上看，我国“软实力”建设仍相对滞后，国际上对中国的不了解、误解和成见、偏见仍然普遍存在，西方有些人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心态矛盾复杂，心存疑虑、戒心，甚至戴着“有色眼镜”观察、评估我们。西方占主导的国际媒体也不时炒作“中国”等负面论调。这不仅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也给对外交往带来不少消极影响。同时，我国国内媒体、公众对外交事务的参与度和关注度也不断提高，作用和影响正在增大，在对我国外交工作形成有力支持与配合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够冷静、不够理性的声音和行动。

　　新形势下，我国日益重视开展公共外交，将其作为总体外交工作大力拓展的新领域，加大投入，致力于增信释疑、扩大共识，不断探索新思路、新方式，这方面工作已经取得长足进步。我国国家领导人率先垂范，在出席重要国际会议和出访时，主动接受国外媒体采访，向外界介绍中国国情和大政方针，取得很好效果。我国驻外使节和各级外交官积极“走出去”，通过接受采访、发表演讲、公开撰文、座谈对话等多种方式向驻在国各界宣传介绍我国发展成就和理念。

　　外交外事部门的同志也加强了同国内媒体、学术界、民间组织以及普通民众的交流沟通。这些做法对塑造我国良好形象、营造有利的国际国内舆论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公共外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也离不开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从国外经验看，企业、非政府组织、智库、学者等社会力量在开展公共外交方面有着独特优势，能够发挥政府部门难以替代的作用，而且效果显著。我希望，研究院在成立伊始就要重视公共外交这一新领域，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所创新，为我国公共外交发展贡献力量。

　　中国有必要建立世界一流的智库。我在外交外事战线多年，与国外许多官方或民间的学术机构、智库打过交道，深感它们在本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践中确实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做得比较成熟。比如美国在政府部门和智库之间形成了“旋转门”机制，可以让学者和官员实现身份转换。改革开放以来，依托政府部委、中央党校、社会科学院、高校等机构，我国在国际关系和外交研究领域逐步建立了一批智库。

　　但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来看，我国智库的研究能力和水平还远远不能满足形势发展和我国外交工作的实际需要。我国的智库对外交政策制定的参与度还相当有限，还缺乏像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那样有实力和影响力的世界一流智库。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一是理论建设。要紧密结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和国际趋势，加强对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的系统性理论研究，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既要不断发掘中国“和为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等文化传统的潜力，也要汲取世界上合理、先进的理念，兼容并蓄，融会贯通，形成既有中国特色又易为外界理解接受的国际关系理论。要与国内其他智库、研究力量加强合作，逐步形成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学派”，扩大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当前尤其需要加强对和平发展道路的理论研究，充实其理论内涵，增强其说服力和影响力，争取更多国际理解和认同。

　　二是战略研究。要紧密结合我国外交实践，加强对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工作中重大战略性问题的研究。既要重视国家安全战略、对外战略、外交战略这些重大的战略性领域，也要加强对国际格局、体系、秩序变革、大国关系、气候变化等战略性问题的研究。要善于见微知著，增强研究的前瞻性和预见性，从国际形势的动态变化中看全局、抓趋势、找规律。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尤其要关注以下战略性问题：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形势走势，主要大国内政和外交走向及其对我国的影响，国际体系改革和加强全球治理的前景，我国周边战略安全环境变化等。

　　三是引导公众。作为外交领域的智库，不能“关门”搞研究，而应打开门“请进来”、“走出去”，加强与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联系互动，积极开展公共外交。外交智库开展公共外交，重点应放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向世界介绍中国，帮助国外公众更加客观、全面地了解中国的国情和政策理念；另一方面向国内公众介绍世界和中国外交，增进他们对中国与世界关系、中国外交政策举措的理解和支持。各位专家学者在引导舆论和民意方面有优势，通过在电视、网络上做访谈，在报纸、刊物上发文章，同国外同行、媒体和政府部门进行交流沟通，来积极发出自己的声音。

　　(一)早期报纸国际新闻评论的特点中国报纸国际评论分为早期和近期两个阶段，早期指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99年;近期指21世纪至今这十几年。这个分期主要是根据中国媒体的发展以及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变化特征进行的。中国早期的国际评论有著名的新华社的“彭迪国际评论”，但早期的报纸国际新闻评论主要是以中央级党报为主的媒体承载。最权威、最专业的就是《人民日报》的国际评论，另外《解放日报》《世界新闻报》《中国日报》英文版也是很早就有国际新闻评论的板块的。早期的以人民日报国际评论为代表的报纸国际新闻评论并不只是简单的具备对外宣传的特点和功能，而是一个由封闭式的、单一的国际评论立场和形式，到逐渐开放的、与时俱进的多样性风格。总而言之，有以下几个特点:1.新闻性。揭示国际事务的复杂变化，表明国家的态度。包括深远的历史背景和民族的、宗教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等错综复杂的因素。比如1988年3月29号人民日报发表了《越南当局出尔反尔的恶劣行径》的评论员文章，揭示“越南当局在我国南沙群岛地区蓄意制造紧张局势，一面加紧侵占我南沙群岛的岛礁，向正在进行科学考察作业和巡逻的我国人员进行武装挑衅”。指出事态演变过程中的阶段性过渡和其中包含的意义和可能的发展前景。2.思想性。透过现象解释本质，对问题的实质加以讨论。这种类型的评论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前国际评论的主要类型，比如1973年8月9号由新华社撰稿人民日报发表的转引自西德《斯图加特日报》的评论文章《美苏超级大国“禁试”条约是骗局》，就对“苏联和美国等国在莫斯科签定的所谓‘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十周年”的评论性文章。3.外交政策性。严格配合其国际报道的任务的，主要是积极反映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配合国家的外交战线的斗争，如宣传国家独立自主对外政策，表达国家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态度，揭露霸权主义扩张侵略的冒险性和危险性等。

　　(二)早期报纸国际新闻评论的功能1.教育功能。对本国人民进行时事教育具有重要的作用，分别表现在:使读者了解当前国际事务的发生原因、背景和其他事件的联系，可能产生的影响与后果和我们的态度。2.媒体外交功能。配合外交工作方面的作用。3.国际舆论斗争功能。快速、有效参与国际舆论斗争，创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打破西方某些媒体对国际舆论的误导。

　　新时期，中国报纸国际评论出现很大的变化。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首先，中国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其次，国际关系和外交领域的祛魅化，普通民众情绪和=社会舆论开始对国家外交产生重要影响。比如2012年的问题、叙利亚问题、伊朗核危机等。内有普通民众的舆论，外有世界各国的观察，如何表达外交的意图、引导国内的舆论和实现外交目标，媒体上的发言是最快的途径;再次，市场的需要，即媒体间的竞争日益严峻。中国的报纸国际新闻评论正是在这样的形势趋势下备受关注。比如有学者在认为“在美国，国际时评起着观察者、参与者和催化剂的作用。在中国，国际时评更多的是外交政策的工具，是面向受众的单向度传播。”③正是这样的反省，加上很多行业专家的建议和从业者的不断改进，报纸国际新闻评论的变化可圈可点。

　　1.署名的专家学者的国际新闻评论文章占所有评论文章的比例是最高的。以2012年《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版”涉美评论的文章为例，笔者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2012年，环球时报的“国际论坛”版涉及美国的评论文章总共有152篇。文章作者绝大部分是来自各大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比例高达64.5%。其次是该报的社论，一年中涉及美国的篇数达22篇。余下依次来自政府部门的官方智囊，比如商务部、外交部等;来自社会机构比如“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的陈光标，或是环球时报社组织的专题论坛归入到“其他”行列，这样的文章相对较少，共10篇;最少的来自本报署名作者的文章，共3篇(见表1)。这样的构成比例充分说明专家学者加上官方智囊依然是环球时报国际评论的最主要来源，说明中国精英们对于国际问题发声的积极性很高，同时也表明读者对于专业分析和观点的需求很强。

　　2.在评论类型上，阐释解读性、战略分析性和中西对比性的文章居多，这也是国际新闻评论越来越客观化的表现。在观点内容上凸显出了“泛多元化”的特点，一种思辨型的社会舆论氛围正在形成中。比如，2003年中国各大媒体上“是否支持美国攻打伊拉克”的大讨论。“以往的评论多是论战性、批驳性的。为适应形势变化，应多写些正面论述性的评论，解释我国政府的政策思想，分析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现象和趋势，对具体国际事件进行客观分析。”④

　　3.评论时效性方面，讲究时效性、论据的准确性。评论时效性强，可以起到先声夺人、先入为主的作用，具有逐步打破西方媒体垄断国际舆论局面的意义。比如，《世界新闻报》的《解决叙利亚危机离不开对话》，就是针对叙利亚问题“行动小组”外长会议在日内瓦闭幕的新闻及时进行的评论。

　　[作者简介]汪国翔（1982―），男，江西上饶人，硕士，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教务学生部副主任，助教；莫启章（1972―），男，广西柳州人，硕士，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副主任医师，为本文通讯作者。

　　《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文）中指出，《形势与政策》课“是一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高校培养目标为依据，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紧密结合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对大学生进行比较系统的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教育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这门课程的基本任务是通过适时地进行国际国内形势政策、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基础知识的教育，帮助学生开阔视野，及时了解和正确对待国内外重大时事，使大学生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环境下能够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敏锐的分析能力和较强的适应能力。

　　根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的要求，《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密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针对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和思想特点，帮助学生认清国内外形势，全面、准确地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断提高大学生认识和把握形势的能力，坚定在中国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发奋学习。这门课程的性质与教学目的决定了其教学特点不同于其他理论课和专业课的教学，具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即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教学内容因时而异。

　　《形势与政策》课要根据新世纪、新阶段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的针对性。《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着重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进行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任务和发展成就教育；进行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和重大改革措施教育；进行当前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的状况、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对外政策，世界重大事件及我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教育；进行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政策观教育。

　　该课程作为一门理论性、知识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课程，同时又具有原则性、时效性等特点，这就要求授课教师要根据课程教学要求和当代大学生的特点，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包括课堂教学、多媒体教学、报告会、专题讲座、社会实践等，做到“五结合”：系统讲授与形势报告会、专题讲座相结合，课堂教学与课外讨论、互动交流相结合，教师主动教育与学生自我教育相结合，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大集中与小分散相结合等。1

　　《形势与政策》作为高校思想品德课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形势”与“政策”两大方面。形势，是指国内、国际的时事发展趋势，包括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发展的状态和趋势。政策是指国家或者政党为了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和任务而制定的国家机关或者政党组织的行动准则。就两者的关系来看，政策的制定要以国际国内形势为依据，并且根据形势的发展作出相应的调整。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全面推进，尤其是“90后”大学生在校园中越来越占据主体地位，大学生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特点。大学生思维活跃，乐于接受新事物，对国际国内重大时事及热点和焦点问题关注度高。同时，随着网络媒体的日益发达，尤其是“微博”等新兴事物的普及，大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广泛。由于青年大学生身心发展的不成熟，社会阅历不多，用于对社会问题观察的时间和精力少，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息量，尤其是受部分西方消极、腐朽观念的侵蚀，大学生往往无法客观正确选择，如果不及时加以引导，就容易导致学生“三观”的迷失。

　　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部分高校教师没有正确认识到这一严峻形势，没有充分利用好《形势与政策》课这样一个有力的平台去积极引导和教育学生，抢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地。他们仅仅满足于完成传统的课堂授课，或是对本课程的重视程度不高，认为其重要性远低于专业课程，或认为仅仅是其他思想政治课的重复，从而在教学中流于形式或照本宣科。还有部分教师的教学手段和形式过于单一，内容空洞，无法吸引大学生的关注，导致课程教学效果不理想，无法完成教学目标。

　　新形势下，国内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瞬息万变，大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广泛，受各种思潮影响的机会日益增多，这一切给《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面对这些机遇和挑战，成为值得任课教师深思的问题。

　　高校和高校教师都应该认识到，自1987年原国家教委决定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设置《形势与政策》必修课二十余年来的实践证明，《形势与政策》课对大学生正确认识国情、正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提高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觉悟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形势与政策》课作为我国高校思想品德课中的一门必修课程，是对大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要渠道和主要阵地，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无论是教学过程的实施还是教学方法的创新，都离不开高素质的教师人才。高校应该坚持把不断提高教师的思想、理论素质和教学能力作为首要任务来抓。在教学中，教师必须端正指导思想，讲授观点做到“不出轨”“不越轨”，坚持以正面引导和教育为主。要善于激发学生的高层次需要，把国家与社会的需要内化为学生的自身需要，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社会和自我，处理好公众利益与个人利益、国家需要与个人需要的关系，更合理地实现自身价值。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必须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和专业素养。教师一方面要及时把握本专业最新理论成果和研究动态，另一方面要通过积极参与实践活动来加深对理论的理解，这样才可能在新的起点上研究出更新的理论，从而达到促进教学的目的。

　　要积极大胆地开拓思维，多途径、多形式地开展“形势与政策”教学。首先，课堂教学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要途径。在课堂教学中，除了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形势政策观、基本理论和专题内容讲授外，还应当注意把学生的参与性放在首位，充分发挥学生在课堂上的主观能动性。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式来进行：一是专题教育与专家讲座相结合，在抓好专题教育的同时，对重点专题和学生密切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可以聘请专家来进行讲座；二是专题讲授和重大事件教育相结合，在突发重大国际国内事件时，及时增加或调整授课内容，与学生一同分析时事背后的真相；三是专题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课程教学的真正用意是指导实践，通过学生对生动活泼的社会现实的体察，将理论认知转化为行动力和执行力。

　　其次，高校应积极调动各种舆论工具。既要利用好传统工具，如校园宣传栏、黑板报、图片展览、校报、校园广播站、专题讲座、报告会等，同时也要利用好互联网、校园网、微博等新兴手段，全方位、多渠道、多角度地对大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同时，还可通过社会实践活动，组织学生返回家乡、走入基层，通过调研、考察、实地走访等方式将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加强形势政策教育。

　　再次，教师要灵活利用各种现代教学手段。灵活运用多媒体和现代教学手段进行形势与政策教学，是增强教学效果、提高学生参与学习积极性的一种很好的教学形式。[2]教师应当始终坚持运用这一现代教育手段：一是要求任课教师制作多媒体课件，运用多媒体进行教学；二是组织观看专题访谈、影视片、记录片；三是充分发挥校园网络的作用。在校园网设立“形势与政策教育”网页和专栏，充分运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网上教学、讨论等活动，丰富“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的内容，增强教育效果。3

　　高校应当将《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工作纳入学校统一的教学督导工作的范畴，与其他专业课及思想道德课程一样要求，安排督导员经常深入教学课堂，检查教育教学程序，通报和反馈教学情况。任课教师与其他课程教师一样参加教学评估。课程的考核应纳入教务处统一考试的安排范围，由任课教师命题组织考试，报教务处记入学生成绩。这样做既能规范《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程序，强化对任课教师的要求，提高教学质量，同时也可以使该门课程的建设逐步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

　　[1] 胡建波.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若干思考[J].时代文学：下半月，2008（8）.

　　摘要：翻译理论家Venuti在其《译者的隐身》中推出了“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并极力主张异化翻译观，此举极大地促进了翻译理论的发展。但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争议与质疑，从而引发了归化—通顺派与异化—革新派之间一场持久的论战。近期有学者提出“适度异化”的折中策略。本文以Venuti的翻译理论为基础，依托上述两大学派的观点与理据，结合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格局，比较当前形势下归化与异化策略的优势与劣势，认为“适度异化”策略在当前形势下是较为适用的策略。

　　翻译界的学者都熟知，异化和归化说起始于德国神学家和语言哲学家弗雷德里希·施莱尔玛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 -1834）1813年6月24日在柏林的皇家科学院做的一次题为《论翻译的不同方法》（Ueber die versschiedenen Methoden des Uebersetzens）的演讲。在那次演讲中，施莱尔马赫正式提出了这两种既迥然不同但却又相辅相成的翻译方法：“但现在真正的译者，也即那些真想把这两种截然分开的人———他的作者和他的读者———拉到一起来的译者，往往帮助后者去获取对前者的最为正确和完整的理解和欣赏，但却没有迫使他走出自己的母语，这样一来，为了那个目标，对译者开放的是什么样的路径呢？依我之见，只有两种方法。要么译者尽可能地不去打扰作者，让读者屈就作者，要么他就尽可能地不去打扰读者，而让作者屈就读者。这两种方法截然不同，因而必须严格地坚持其中的一种，因为如果忽视了它们就有可能产生极不可靠的结果，而且很可能，作者与读者是根本走不到一起来的。”（Schulte &Bigue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