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邦际阵势十篇高德娱乐

　　新世纪前十年（2001—2010年），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发展，中国深度融入世界，党和政府驾驭国内国际大局的任务更加艰巨。2006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及时强调要“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两个大局就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整体主义思想指导下，综合分析国内和国际形势，通盘考虑内外需求，制定全面平衡战略，建立有效协调机制，贯彻配套应对政策，从而实现中国内政外交的既定目标。

　　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是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的进程中极其关键的阶段。其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1万亿美元上升到6万亿美元，陆续超过一些主要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相继成功举办了在国际上有着重大影响的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中国成功实现了载人航天工程，国际地位大大提高。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便是中国高层决策者和各级内政和涉外部门长期坚持两个大局的统筹方法。可以预期，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后，国内与国际、内政与外交的联系将更加频繁紧密，矛盾将更加突出，统筹两个大局的要求将更高。

　　统筹两个大局思想并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辩证唯物主义方法之中。尽管统筹两个大局概念是近年来才提出的，但中国党和国家的历代领导集体实际上都是统筹两个大局方法的有意或无意的实践者。

　　首先，统筹两个大局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的整体主义思维方式。与西方国家在决策的过程中首先考虑个人或个体不同，中国传统思维倾向于优先考虑宏观环境而不是个体，体现的是一种整体的思维方式。

　　外部环境指的就是“势”，或者今日最常用的“形势”。所谓“势”，既指静态的总体格局，即局势、形势、气势，又指动态的主流趋向，即情势、态势、趋势等。 基于这种对“势”的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顺势而为。孙子强调“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孟子强调“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孙中山强调“世界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当然，顺势并不是消极的守株待兔，而是顺势与借势的结合。所谓把握战略机遇期，便是这个意思。另一方面，与这种强调顺势相对应，中国文化也强调积极运筹大势。如“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意思是高超的棋手胜在能够运筹大格局，而不是一子一步之得失。

　　统筹两个大局强调需要考虑国际和国内形势的相互影响以及把握机遇和规避风险等，实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个体与外部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这一特点。

　　其次，统筹两个大局是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在处理内政与外交矛盾问题上的具体运用。“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根本方法之一的统筹两个大局则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和当代运用。

　　统筹两个大局是协调国内和国际矛盾的方法，其前提则是对矛盾存在的肯定，即唯物辩证法所称之为的矛盾普遍性。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穿于一切过程中”。 同时，统筹两个大局的概念也是基于对内政和外交、国内和国际形势之间相互联系的认识。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

　　统筹两个大局主张将国内和国际形势联系起来考虑，是对唯物辩证法关于普遍联系的哲学观点的继承。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反对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主张不仅要从事务的内部，而且“要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 反对片面地看问题，“反对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 。

　　第三，统筹两个大局也有着丰富的实践渊源。中国和国家历代领导集体实际上都是联系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进行决策的卓越实践者。他们的实践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实践经验，为统筹两个大局概念的提出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共同构成了统筹两个大局概念的实践基础。

　　2012年12月8日，深圳莲花山上郁郁葱葱，在这里亲手种下一棵高山榕。8年多来，这棵榕树枝繁叶茂、苍劲挺拔，见证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欣欣向荣、蓬勃发展，见证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翻开宏大历史崭新一页、续写恢宏时代壮丽诗篇。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奋勇开拓中前进的，必定随着形势和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向前发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把握时代特点、直面时代课题，在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中不断展现蓬勃的生机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新时代新就新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状况及其变化是社会发展阶段性划分的重要依据。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上，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社会主要矛盾已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反映了新时代我国发展的实际状况，指明了解决发展主要问题的根本着力点，对我国发展全局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各方面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新时代新就新在党的理论创新实现新飞跃。中国是一贯重视理论指导和勇于进行理论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先后形成了思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时育伟大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谱写了党的理论创新的新篇章，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指导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新时代新就新在党和国家事业确立新目标。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与时俱进提出新的奋斗目标，引领党和国家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党的十八大，我们党发出了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时代号召。党的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既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提出明确要求，又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分为两个阶段安排：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作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明确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时间表、路线图。按照这一战略安排，党的五中全会对“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清晰展望了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这一宏伟蓝图鼓舞人心、切实可行，必将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党的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重大政治论断，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我们要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始终为人民不懈奋斗、同人民一起奋斗。

　　新时代新就新在中国和世界关系开创新局面。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当代中国已不再是国际秩序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建设者、引领者。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更加自信地敞开胸怀、拥抱世界，把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在与世界深度交融中不断发展壮大，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从APEC北京会议到G20杭州峰会，从发起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到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徐徐展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在同国际社会的互动中，中国坚定发出反对保护主义、支持经济全球化，反对单边主义、维护国际正义的最强音，是世界变局中的稳定器、正能量。

　　新时代新就新在中国展现新面貌。百年征途展新篇，百年大党焕新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全面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面增强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推动党的执政方式和执政方略实现重大创新，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我们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进行自我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正风肃纪，以雷霆万钧之力反腐惩恶，直击积弊、扶正祛邪，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呈现出崭新局面。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的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这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强体魄于伟大的自我革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绘就更加灿烂的时代画卷。

　　20世纪的世界，风云激荡。两次世界大战重构世界格局，西方资本主义历经危机和发展，世界社会主义走过高潮和低谷，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21世纪的今天，世界又迎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深刻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党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科学认识全球发展大势、深刻洞察世界格局变化而作出的重大判断，对于指导我们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的大变局不是一时一事、一域一国之变，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能否应对好这一大变局，关键要看我们是否有识变之智、应变之方、求变之勇。

　　放眼全球，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信心和决心不会变，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诚意和善意不会变。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概括起来说，就是当前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世界范围呈现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和趋向的重大态势。纵观人类历史，世界发展从来都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大变局孕育于其中，演进于其中。15世纪至16世纪，新航路开辟和西方大航海时代到来，人类历史迈出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第一步。17世纪，欧洲主要势力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搭建起一个有限的国际格局，但其他地域还没有纳入国际体系。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人类社会迈上了加速发展的轨道，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呼唤出来的巨大生产力，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既有格局。从19世纪初的维也纳体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雅尔塔体系，其背后反映了世界大变局的演进发展。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两极格局瓦解，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但世界各种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多极化趋势愈加清晰。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来，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遭遇曲折到奋起振兴，也深刻影响世界大变局的演进过程，引领世界不断朝着有利于人类进步的方向发展。

　　进入21世纪，世界大变局的调整呈现出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特征新表现。世界经济版图发生的深刻变化前所未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角色发生重大转变，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世界经济重心加快“自西向东”位移。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不仅有力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而且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给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带来广泛深远影响。国际力量对比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前所未有，发达国家内部矛盾重重、实力相对下降，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力量。全球治理体系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越来越难以为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不断扩大，全球治理越来越向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人类前途命运的休戚与共前所未有，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整个世界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世界大变局中，中国持续快速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前进，成为世界格局演变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造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原因；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中国从100多年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步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超过30%。中国进入世界创新力排名前15位，在科技革命中的角色由跟跑者、参与者向并跑者、变革者转变。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承担更大责任、发出更多声音，成为多边合作的积极倡导者。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成为文明多样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成功，冷战结束后世界社会主义万马齐喑的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竞争中的被动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很大程度的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可以说，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东升西降”，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是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英国“脱欧”、法国“黄马甲”运动、美国大规模骚乱等“西方之乱”不断上演，其背后是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持续发酵，西方国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催生政治极化、民粹主义、种族冲突等问题。特别要看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成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变量、催化剂。这次百年一遇的大疫情，不仅让复苏乏力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更重要的是它凸显出西方资本主义主导下国际体系的严重弊端，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彻底破产，加快了国际力量此消彼长，使国际格局“东升西降”的趋势更加显著，推动大变局不断向纵深发展。

　　纵横不出方圆，万变不离其宗。从根本上说，我们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反映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大潮流大趋向。这个大变局，是从事实上“一家独大”的单极世界向协同共治的多极世界的转变。单边主义越来越不得人心，多极化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中国成为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个大变局，是现代化发展路径从一元走向多元的转变。在世人眼中特别是在西方人眼中，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而中国开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展现了实现现代化的全新可能。这个大变局，是从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曲折向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勃勃生机的转变。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西方人迫不及待宣称历史已经终结于资本主义制度，结果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功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以独立自主的姿态重新站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中国从此废除了旧中国同其他国家签订一切不平等、有损国家领土完整的条约。中国将以新的面貌与其他国家建立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和领土完整的新外交关系；将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处理内政和外交，强烈阻止其他国家的操控与干涉；将以不予认可的态度对待一切旧的外交关系，强烈反对新中国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建立的一切外交关系。这些原则都是这一时期党的三大外交方针的核心，即“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

　　所谓“另起炉灶”是新中国将以新的政治立场与其他国家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更新换代，洗心革面，改变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屈辱外交关系的局面。这标志着新中国要彻底摆脱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外交关系，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以新的面貌与其他国家建立新型外交关系的决心。

　　所谓“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指将帝国主义的在华残余势力予以清除干净在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标志着我们捍卫新中国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的决心。

　　所谓“一边倒”是指新中国在国际斗争中，将向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靠拢。这表明新中国在严峻的国际斗争中，坚持独立自主，坚持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斗争的决心。

　　这一时期的新中国在三大外交方针政策的正确指导下，先后与苏联、保加利亚、波兰、蒙古等2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也逐步地得到了许多国家对新中国的承认。这些外交关系的发展标志着新中国走向国际社会的良好开端。

　　随着国际形势与中苏关系的发展与变化，“一边倒”外交策略已经不能适应特定的历史条件。因此，“一边倒”外交战略随之终结。随着事态的发展，苏联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的战略得以暴露高德娱乐，中苏关系从此破裂。在中苏关系紧张的形势下，美国制造了紧张的台湾海峡局势，企图把中美关于与中国的问题混淆起来，用来掩盖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意图和对中国的内政干涉与领土侵犯。面对中国与国际上两大国家的国际形势，中国领导人顶住压力，提出了“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战略。在这个时期内，虽然中国的外交整体局势紧张，但也有一定的进展。先后有27个国家与中国建交，同时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也有了一些显著的变化。

　　60年代末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巨大变化，中国的外交政策也随着做出了适当的调整。当时现状是国内爆发的，使中国对外关系出现了严重的倒退。国际出现的“苏攻美守”态势，使苏联与中国关系急剧紧张与恶化。面对此种局势，中国在外交上做出了重大转变，就是打破以往中美的外交僵局，逐步实现与美国的正常化发展。就针对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关系的变化，提出了“一条线”、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这一个伟大的外交战略产生了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与促进中国更多外交关系建立的化学效应。

　　进入70年代末，美苏两个国家争霸形成僵持的形势，面对这个重大转变，中国调整了对国内外的战略思想。认为世界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不可能发生世界大战，决定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对于外交方面指出当前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国内的经济建设提供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时，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思想，提出了“真正的不结盟”战略思想。用同志的话就是：“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这个战略思想的提出，使中国的外交呈现出新的战略格局，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外交关系的发展与建立，也为中国改革开放与专心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改变了原有的国际格局，世界两极格局逐渐分化为多极化，走向多极化成为当时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重要主题。面对当前国际国内现状，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国集体提出了“全方位外交战略”。这个战略的提出，符合时代的需要与特征，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促进了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开创了世界各国外交的新格局。

　　进入21世纪，国际形势总体稳定，但仍然存在着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冲突与矛盾。为了国内全方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面对国际形势，创建“和谐世界”的外交战略思想逐步形成。毋庸置疑，和平才能够更好的发展，发展与和谐紧紧相依。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中国在经济实力与政治力量都有空前的发展与突破。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要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营造和谐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为逐步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总目标不断努力与奋斗。

　　一定的国际国内环境决定了一定的外交战略方针的提出与实施。通过回顾不同历史阶段的外交战略思想，深刻认识不同战略思想对当时中国发展的影响，深入理解外交政策对于国际国内建设的重要作用。因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面对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外交的矛盾与冲突，面对时代的主要课题，我们要审时度势，高度重视，制定和贯彻正确的外交战略，在维护与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争取用和平谈判的方式处理好不同的外交问题，努力把世界创建为一个和谐的大家庭。

　　经济全球化是世纪变迁的显著特点，它是冷战后世界格局发展演变和最终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经济全球化是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是生产、投资、金融、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它已经成为21世纪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它主要表现为世界经济内在联系的密切性和外部互动的包容性。由它释放出来的巨大的世界生产力动能，是推动世界巨变的根本动力。这一历史进程对世界格局的发展具有既导向多极化、又导向单极化的双重效应，但主导作用是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既蕴含巨大的风险，更提供历史性机遇，从而引发新一轮史无前例的空前激烈的竞赛，其核心是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过渡。在这场竞赛中，必定有一批国家善于抓住发展机遇，采取正确的战略，调整经济结构，充分地趋利避害，最大限度地取得经济与科技的快速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增强综合国力。发达国家可能如此，发展中国家也可能逐步赶上，在大国中会出现此起彼落的情况，但不太可能出现“一国独醒，众国皆醉”的状况。由于经济全球化大大加强了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由于大国之间的竞争已经不是在相互孤立的状态下，而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展开，所以大国实力发生相应序列位移的可能性与幅度都较以前增大，一些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相对下降，另一些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影响与作用相对上升。这样，作为全球核心结构的世界格局就会发生力量对比的重大调整。相对上升大国分享相对下降大国原先的影响力，不断创造出新的、多元的力量空间，造成国际关系和大国地位的不平衡转换。正是这种不平衡发展促进了世界大国的多元化，而世界大国多元化正是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美、欧、日三足鼎立之势业已形成，欧、美、亚三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也正在逐步取代战后美国经济独霸世界的时代。在21世纪前期，中国在规模上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世界经济领域的这种多极化趋势，仍然是以经济为基础、经济与政治相辅相成和密切联系的。

　　经济全球化呈现统一的趋势，而多极化展示分散的趋势，两者似乎是逆向而行、互相矛盾的。实际上，已有学者指出[1]，经济全球化时代是极与极之间逐渐趋向高度依存的时代。过去的极相互割裂，呈绝对性，今天和未来的极是相对的，都是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的一部分，简言之，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性是绝对的。

　　极与极间关系的这种变化是十分深刻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大国都把发展经济作为基本战略，参与综合国力的世界性竞争。由于相互依存日益深化，它们的发展，只能依赖于利益协调，不能靠长久地损害别国的利益求得自身的发展。此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都面临着大规模金融风暴、全球环境破坏、大量移民跨国流动、跨国经济犯罪、国际债务、对跨国公司进行有效监管与约束等全球性问题，没有一个大国甚至超级大国能够独立解决这些问题。惟一的出路是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合作，其中主要大国间的合作更是至关重要的。全球形势会迫使它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共同致力于建立某种国际协调与控制机制，这使美国难以有效地推行其单极独霸的战略。换言之，在越来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全球价值分配中政治范围的扩大，以及大国的相互连接、协调与合作的强化过程，已经日益明显。这也增大了美国寻求同其他大国合作的客观推动力。经济全球化需要世界格局多极化来为它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全球化以其不可阻挡之势向21世纪挺进，自然引起人们深刻的思考。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它所带来的双重效应，即除了具有促进世界格局多极化的作用之外，还可能被超级大国用来建立单极格局或单极主导下的多极格局。

　　1999年2月26日克林顿的旧金山演讲强调要以全球化作为美国外交战略的立足点。4月7日他又强调全球化在21世纪给美国外交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在美国看来，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的全球化为它推行全球战略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使世界经济活动的空间距离迅速消失，充分的经济信息是市场经济活动取得显著成效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率先推行“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制定“数字地球”发展战略，在上述活动领域抢占高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它的优势地位，并且以优先发展信息产业，注重产品的研制与开发，高踞于世界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的顶端。美国力图凭借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全球性技术形成经济、军事、政治与文化力量，主导全球化进程，锁定大国力量对比，在国际舞台上大大拓展按照自己意志自由选择的空间，使世界格局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美国握有某种主导权或主动权，对现在的国际经济组织及其规则有掌控权。这使美国收益匪浅。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而跨国公司的巨头主要集中在美国。因此，克林顿认为全球化趋势会使美国更加繁荣。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世界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美国刻意利用这一进程把西方政治模式推向全球，即通过其占优势的全球性经济活动及其影响力，传播甚至强行推行其理念、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布热津斯基就说过:“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加上外部世界通过把中国进一步纳入国际体系而施加的变革压力，也许能导致中国体制的逐渐民主化。”[2-P279]

　　总之，美国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维护自己的经济霸权，进而推进政治霸权、军事霸权、文化霸权和信息霸权，营造有利于美国的国际战略环境，构筑单极(至少是美国单极霸权治下的多极)格局。世界格局的两种走向何去何从，决定于主要世界大国的战略取向和他们在各种较量中形成的全球核心层次的力量对比结构。

　　冷战结束后，人们对世界格局进行了近十年的观察，得出了各自的结论。有人认为，两极格局解体后，取而代之的是美国的单极格局，多极化只是善良人们的一厢情愿，科索沃的炸弹彻底埋葬了多极化的幻想。有人认为，现在是以一超多强为特征的多极格局，它将长期存在。有人认为，“一超多强”是走向多极化的过渡性格局。笔者的看法是，现在处于从两极格局走向多极格局的过渡时期，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世界格局。

　　世界格局，指的是世界主要国家、国家集团之间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国际核心结构和战略态势，它建立在利益和力量对比的基础之上。由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力量对比总是处于变动之中。当量变达到临界点时，世界格局赖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结构状态就会遭到破坏，格局势必发生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直至形成新的格局。[3-P24-P25]

　　按照历史经验，一个世界格局的终结，就意味着另一个世界格局的诞生，如维也纳格局取的。战争在摧毁旧格局的同时，迅速建立起新格局，因为新格局是战争结果的展示，是武力对战胜国与战败国关系及利益的断然分割。然而，这并非是世界格局发展的普遍规律，目前正在进行中的世界格局的转换，与战争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的，即以两极格局中的一个超级大国自行解体为启端的。

　　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解体和消失导致两极格局瓦解之后，全球中心结构就进入“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的阶段。萌发于两极格局时期的多极化因素加速发展，世界主要国家(集团)抓住这一历史性时机以及经济全球化提供的广阔的发展舞台，制定战略，调整相互关系，努力营造有利于自身的世界格局。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和平方式和战争方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是用武力实现世界格局的“瞬间”更替和突变，它是一种渐进或缓进的方式，避免了战争灾难，却大大延长了世界格局转换的时间。由于这一转换是渐进的，不确定、不可测因素很多，规律性现象时隐时现，一切均难以迅速把握。世界大国需要足够的时间，对世界形势的重大转折及走向作出判断，进行战略与政策的重大调整。它们的结构调整与改革正处于重大的整合期，它们的战略取向和相互关系远未基本定位，它们的力量变化与发展空间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和不确定性，一切处于迅速变动之中，尚不能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期，大体上是世界格局从两极走向多极的过渡时期。代威斯特伐利亚格局，凡尔赛格局先是代替维也纳格局，后又让位于美苏两极格局。回顾世界格局演变史，大规模战争成为世界格局转换的重要标志，上述世界格局的转换就是通过拿破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完成

　　人们往往把处于变动之中的某一特定历史时刻的力量对比状态，混同于世界格局所应具有的稳定的结构。实际上，格局的转换都需要时间，只是长短不同而已。何况这次世界格局的大变动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生的，其涉及面之广，变化之深刻，影响之久远，是历史上任何一次变迁所望尘莫及的。因此，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相对来说需要较长的转换时间。

　　在这一漫长的过渡时期中，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任务是保证世界格局的和平转移。核心问题是在何种条件下，通过何种路径和机制确保向多极格局过渡的和平实现。核威慑下的格局转换具有冷和平的起点，仅仅有这一点是非常不够的。格局和平转移的热和平方式是目前学者们十分关注的。

　　热和平转移方式，即我们通常所讲的和平方式，应综合考虑国力、制度和认同三大因素在影响格局转移中的作用。格局转移是国力竞争、制度竞争、认同竞争的综合竞争的过程。

　　综合国力竞争是最古老的竞争，也是基础性的竞争，这种竞争决定了全球层次上的结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西方大国的国力竞争主要表现为权力竞争、霸权争夺，没有对权力的追求就没有对权力结构的争夺，也就无所谓格局转移过程中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了。如果过于专注于这种权力竞争，冲突与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就很大。应当使这种恶性竞争回归到正常竞争，即相互攀比、相互争胜、相互追赶、相互超越，抑制其转化为冲突与战争的可能性。从目前的综合国力竞争态势来看，一方面竞争正在加速向经济与高科技转移。全方位的经济、高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建立以高科技为龙头、经济力为基础、政治与外交为保障、军事力为后盾、政府为核心的综合国力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大国综合国力发展有趋于均衡化的发展趋势。一般来说，国力竞争重点的转移，以及大国国力的均衡化，有利于格局的和平转换。此外，中国作为一个迅速兴起的大国，也打破了大国兴衰的历史规律，她并不扮演以追逐霸权为目标的挑战国的角色，而是以和平手段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

　　如果我们很明智地把注意力引向制度竞争与认同竞争，那么这两种竞争和磨合会大大削弱大国对国力竞争的过度关注，它们即使不会消除也会大大减少对立大国间的威胁意识。换言之，制度和认同在软化安全竞争方面举足轻重。因此，解释世界格局和平过渡问题，就必须研究在何种条件下对立大国能够相互间建立起一种符合客观实际的形象、共识与信任，从而有利于共筑彼此间可以接受的世界秩序与制度的问题。

　　第一，对立大国经过长期的战略克制和相互调整，最终将对方视为具有良好形象的国家，这个互构过程的主要目的是双方不再把对方视为威胁。因此，国家特征的观念转化与认同，是世界格局和平转移的中心环节。促使两者形成相互间的良好形象的办法有三个方面:一是存在着全局或局部的多种共同外部威胁;二是从战略高度出发，不断开发出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三是求同存异，对歧见进行开诚布公的机制性磋商，克制、大度和不强加于人，这大大有助于建立起一种相互信任的良好形象。

　　第二，大国尤其是对立大国成功地就国际新秩序基本达成一致，使之与新的多极化的国际形势相适应。这对于世界格局的和平转移极为重要。和平转移不仅仅取决于出现一个稳定的国际新秩序，更取决于这个秩序形成与维持的民主方式。如果秩序是一方强加于人的，它就不能长久。真正的和平转移须是各方合作和满意的结果，而不是相互威慑和威胁的结果。最关键的是美国明智地承认其霸权的终结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与其他大国就多极化达成共识，放弃对国际空间的垄断，代之以共享，并就国际秩序和安全管理的规则制定取得一致:如在何种情势下、通过何种途径进行国际干预特别是使用武力是合理且合法的;国际金融、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如何规范等。

　　第三，必须使达成的世界秩序合法化。合法性也是世界格局真正和平转移与否的重要因素。秩序来自对行为规范和治理制度达成的一致。合法性能强化全球范围内对世界秩序的认同，因而也就能使这些规范和制度建立起牢固的基础，更加富有持久的生命力。

　　[1]叶自成.对多极化格局的几点思考[J].国际政治研究，1999，(1)

　　[论文摘要]“和平与发展”是新时期时代的主题，是当今世界各国、备民族帝】定内部方针、政策和外部交往战略的基本依据，是影响世界总体格局及发展方向的决定性因素。所以，研究“和平与发展”论断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对时代主题的理论研究都非常关注，并不断地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因为时代主题理论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的最深刻、最宏观、最本质的揭示。时代主题理论的阐释对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科学技术的格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无论是否认可，都将客观地产生决定性的巨大影响。时代主题的理论核心论断，～般来看都是由驾驭全局的历史伟人揭示的。依据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格局演变的新形势，各个国家和民族思维的转变和心理企盼，非常鲜明和深刻地指出，当今世界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改变了列宁战争和革命的时代观点。这一论断揭示了新时代的主题，指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为各个国家和民族制定内外政策和策略，编制发展蓝图提供了理论依据。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不管现在的发展程度如何，只要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走和平与发展的道路，国家就会繁荣昌盛，社会就快速向现代化和信息化推进，民族就会兴旺文明。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相处，互利互惠，共同发展、进步、文明。如果谁背离这个时代主题，那就必然会走向曲折或者是失败。

　　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是什么?世界格局如何变化?如何对国际局势做出科学的估计和分析?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关系重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做出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论断，并且在1985年高瞻远瞩地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

　　1990年3月3日，在同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国际形势的变化怎么看?旧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完结了，新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定了，国际上议论纷纷，国内也有各种意见。看起来，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很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把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并不是说这两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而是说这两个问题是目前国际范围内的重大的带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是关系到各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是关系到全世界人民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是全世界人民和各国政府都需要重点加以解决的问题和共同的历史任务。

　　我们把当今的时代称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是以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的状态为主要标志来划分历史时代的角度来讲的。和平是一种政治状态，它是和战争状态相对应的。发展是一种经济状态，它是与经济的停滞、倒退状态相对应的。“和平与发展”和“战争与革命”是两对对应的范畴，人类社会时而处于“战争与革命”状态，时而处于“和平与发展”的状态，二者互相交替，此消彼长。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意味着当今时代的主题不是“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既是世界历史自身发展与转变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也是人们对当代世界历史的认识发生转变的主观过程。敏锐而及时准确地阐释了时代主题的转变。

　　新时期，同志一方面重申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同时又全面深化了对这一主题的认识。他根据新的世界形势全面展开了面向21世纪的战略谋划，鲜明地提出了“如何使21世纪成为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世纪”这样一个重大战略问题。世界要和平，国家要稳定，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这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旋律。为代表的中国人对这一主旋律的揭示紧紧地抓住了当今人类世界主题，其理论意义极为深远。

　　二、“和平与发展论断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寻求发展指明了方向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它有两大突出的表现，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这两大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互相渗透，不可分割，和平是为了发展，发展有利于和平。要深刻理解和平与发展，就必须思考具有有序良好的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新秩序的构建。

　　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是由几个大国瓜分世界与反瓜分反宰割，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相对立，是充满激烈的矛盾和斗争的冷战格局。政治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竭力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经济上西方大国控制着世界市场。然而，国际秩序总是受一定的世界主题的制约和影响并与之相适应，随着世界主题的变化格局向多极化趋势发展，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便成了当今世界必然解决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理论，是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来的，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是国际形势发展和世界格局变化的必然产物，是和平与发展思想的全面展开。

　　指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与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构建国际新秩序，主要目的就是要消除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而实现世界的普遍和平和共同的繁荣。也指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始终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建立国际新秩序，就是要根除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并把和平与发展作为自己的最终日标。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用和平方式、政治对话、协调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用国际关系法则和国际力量来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决打击，制止战争爆发，捍卫世界的和平。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确立经济交往中的平等互利关系，促进各国家和民族共同发展。

　　新时期，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逐步建立，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标的时候，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应更好地认清世界格局变化，把握时代的脉搏，确定前进的方向，更好地融入到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去，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理论的指导下，更深刻地认识到时代的特点。

　　其一，世界政治多极化是不可阻抑的历史潮流。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尽管这一时期里，美国凭借强大的综合国力在对外关系中推行单边主义，政治干涉主义。力图建立以美国为领导的世界秩序。但是，以强国主宰的世界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政治多极化方向发展。进入21世纪后，虽然国际局势发生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国际社会中仍存在着不稳定因素。但是，指出，从总体上看“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没有改变”。

　　世界多极化既是世界各大力量为在冷战结束后“占据优势地位，争夺21世纪国际社会中的战略主动权”进行重新分化组合的客观反映，同时也体现着世界各种谋求和平与发展的力量，反霸权主义的价值取向和国际反对霸权主义力量不断增强的历史演进。冷战后大国关系的深刻调整。多个力量中心的形成，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的增强和国际地位提升，不仅表明多极化趋势正在加速发展，而且预示着“极少数大国和大国集团垄断世界事务、支配其他国家命运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始终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世界多极化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霸权主义危害，但它在一定条件下对霸权主义构成制约。因此，我们提倡促进世界多极化的目的，就是联合世界各种力量，反对美国企图独霸世界的霸权战略，实现和平与发展这一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标。这一主张顺应了“时代进步的要求，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安全。”

　　世界多极化是当前世界力量对比的客观反映，是当今大多数国家所追求的世界发展趋势，也是不可阻抑的发展潮流。因此，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应尊重世界多样性并倡导世界发展多样化模式。

　　由于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日益加深，“俱荣”和“俱损”效应愈加明显，因而需要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通力合作。实现这种合作需要各国之间的尊重，尊重各国和各国人民的意愿和利益。这是当前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重要基础。为此，各国之间能够实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开展平等互利合作的前提是要在思想观念上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就应该尊重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和意愿，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及权力，任何国家都不得干涉别国的内政，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当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参与国际事务；国家之间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友好合作；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和争端，应当遵照联合国和国际法准则，通过和平协商方式解决，不得诉诸武力或以武力威胁。这一主张同肆意干涉别国内政，企图建立一统天下的单极世界和强权政治是根本对立的。

　　21世纪既是一个多样性的世界，又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正是由于世界的多样性才带来了世界各国合作的可能性，只有承认并正确对待这种多样性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我们承认，并维护世界的多样性，在国际关系中就是必须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倡导发展模式多样化。针对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企图建立以他们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为目标的霸权主义行径，明确地指出：“不顾当代世界丰富多彩的客观实际，企图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动辄以孤立、制裁相威胁，这种霸道行为只能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凭借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他国贫困落后的基础上是不得人心的。企图包揽世界事务，主宰别国人民命运的做法越来越不行了。”[]因此，世界各国有权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前进方向。其他国家无权干涉。世界多样性与发展模式多样化有利于阻抑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其二，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必须积极面对和推进经济全球化。20世纪9o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相互渗透日益加深，国际合作与竞争空前广泛和激烈，世界各国越来越感受到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而带来的影响，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怎样面对全球化并做出选择已成为各国领导人当前不能回避的重大课题。由于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以及科学技术进步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它有利于促进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并将为世界经济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因此，在当今开放的世界中，任何国家都不能回避这一趋势而脱离世界经济孤立地生存和发展。实现现代化和信息化必须面对并融入全球化。

　　当今世界，“经济因素的作用不断加强，以科技和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主导因素。”“经济优先已成为世界潮流……当前对每个国家来说，悠悠万事，唯经济发展为大。”这些论述是对当前世界各国发展方向的一个准确概括。两极格局瓦解后，各国为了在多极化趋势中占据一席或在国际竞争中赢利主动，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发展本国的科技和经济上。发展科技和经济已成为各国增强综合国力的主要手段和途径。经济全球化能使参与其中的国家，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经济的发展。这里，我们在承认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和肯定它对各国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的同时。还要认识到它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会给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一系列条件和机遇，但也会带来不同程度的风险。如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要受到主要是按发达国家意志制订的国际规则的约束；开放本国市场，会致使外国商品涌入，冲击民族工业；外资比例过大可能会使国家经济命脉被跨国公司或国际经济组织所控制等。尽管如此，由于经济全球化是各国家、各民族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的现实和发展趋势，所以，只有积极地面对和参与并努力有所作为是各国明智的选择，“闭关锁国”是没有出路的。

　　其三，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应积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对国际关系本质的一种认识，不同时期的国际关系有着不同的本质。自从形成近代民族国家后，产生了今天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然而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列强争霸，并不具有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本质特征。二战后，随着殖民体系的崩溃，第三世界的崛起和国际争霸斗争的兴起，国际关系民主化开始显现。尤其是冷战结柬以后，“各国人民都渴望世界持久和平，渴望过上稳定安宁的生活，渴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渴望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渴望促进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而且国际关系民主化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针锋相对的。国际关系民主化。就是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作主，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各国平等协商，在事关世界和地区和平的重大问题上，应该按照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通过协商谈判和平解决，全球性的挑战，如要由各国合作应对。而霸权主义则是恃强凌弱，干涉和侵略他国，垄断国际事务。因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要障碍。面对这一趋势和愿望。世界各国应努力适应这一历史潮流，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因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实现，将更加有助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三、“和平与发展”论断为世界各国制定大政方针和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任何一个国家在制定大政方针和发展战略时，不仅要以自己的国情出发，而且都应从世界总体发展状况和时代主题为导向。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当今时代的潮流。它代表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成果和标志，它也是世界各国制定大政方针与发展战略的理论依据。在谈到和平与发展这两大课题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世界和平是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各国的共同发展则是保持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础”。要发展必须创造和平环境；只有共同发展才能促进和平的实现。当今的世界实践已充分表明：

　　首先，各国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是世界和平环境。因为有了和平的环境，世界各国才能实现自主发展与共同发展。才能更好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才能更好地维护各国尤其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如何才能实现和维护和平。是世界各国在制定内外大政方针时都必须思考、解决的首要问题。在中国，提出了“五不”原则：一是坚持独立自主外交，不结盟。即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又不参加任何大国组织的军事集团，强调坚持本国的独立自主。也尊重别国的独立自主，同所有国家都搞好关系；二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称霸。即互相尊重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上述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所以，我们严格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反对霸权主义的同时，自己也不欺负别国，中国永远不称霸；三是坚持立足于发展中国家，不当头。即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强调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起来了，还是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绝不能因为自己是第三世界大国就来充当第三世界的首领和代言人；四是坚持对外开放政策，不封闭。因为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其长处和短处，中国应该向其他国家和民族学习，取长补短。过去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而各国的相互学习交往，有助于维护和平；五是在祖国统一的方式上采取“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但又不弃武。因为台湾、香港、澳门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的内政，但涉及到与美国、英国、葡萄牙三国的关系，所以中国的统一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国际关系问题。对此，中国采取了“和平统

　　在国际关系专业学习过程中，国家政治与国际法均属于十分重要的内容，也是必须要掌握的内容。国际法对于良好国际政治的形成具有较好保证作用，而良好的国家政治形势对国家法完善及发展也具有很好推动作用。因此，两者之间具有相互构建关系。作为国家关系专业人员，应当对国家法与国际政治相互构建充分了解及掌握，从而为进一步更好学习国际关系奠定良好基础。

　　首先，国家法主体越来越受到冲击。对于国际法而言，以往其主体均为国家，国际法主要作用也就是调节国际上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规范国家行为。然而，随着现代国际形势不断发展，国家法主体也不断发展变化，国际法主体已经不只包括国家，现代国际法主体正在不断受到冲击，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非政府国际组织及个人。就非政府国际组织方面而言，其主要是由于当前世界上的非政府国际组织正在不断增多，并且其规模也不断扩大，这些组织在实际活动中其权益需要受到国际法保护，同时这些组织的一些行为也需要通过国际法进行规范及约束，所以这些非政府组织也逐渐成为国际法主体的一个部分。就个人方面而言，其主要是因为在当前国家省各个国家联系不断加强大形势下，个人发展也不仅仅局限在国家，而是逐渐扩展到国际范围，个人国际活动也越来越多，个人权益也需要国际法保护，个人行为也需要国际法规范。其次，国际法越来越表现出全球化。随着现代国际形势不断发展，国家关系也有着越来越明显的全球化特点，在这种大形势下，各个国家之间也有着越来越密切的关系，最终使国际社会得以形成，而任何国家必然都会受到国际社会影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法需要服务整个国际社会，这样才能够使各个国家权益得以较好保证。另外，在这种全球化形势下，所出现的全球性问题也越来越多，而为能够使这些全球性问题得以较好解决，必须要依靠国家法，因此，国际法在当前全球化过程中也逐渐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具有越来越明显的全球化特点。第三，国际法越来越表现出法典化特点。对于国际法法典化而言，其所指的主要就是国际法越来越规范，越来越具有法律典籍性质。这主要就是因为随着是各个国家之前不断融合，各个国家对国家法均越来越重视，对于国际法制定的研究也越来越系统，越来越深入，特别是在成立联合国之后，各个国际组织及国家均逐渐参与国际法编纂，在这种大背景下，国际法的正式性越来越强，并且也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同时在国际上也越来越适用[1-2]。

　　第一，国家利益趋向化越来越明显。在冷战之前及冷战时期，国际政治所表现的十分明显的特点就是依据意识形态进行敌我划分，这一段时期内依据国家制度及体制存在一定差异，国际政治格局表现出两大对立集团，即资本主义国家及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冷战结束之后，国际政治格局逐渐发生变化，传统敌我区别模式已经被抛弃，在各个国家制定国际外交方针方面，国家利益已经成为核心因素，国家利益趋同化特点越来越明显。具体而言就是，具有共同国家利益的两个国家，即便其意识形态不同，同样能够进行合作，而国家利益相背离的两个国家，即便意识形态相同，往往也发生反目情况，这一点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表现的尤其明显。这种转变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使意识形态对立得以缓解，使更大范围内国际合作得以实现。第二，经济因素对国际政治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就当前国际政治格局而言，其比较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经济因素影响力不断增强，在国际关系发展过程中，经济与政治互动已经成为首要因素。随着现代经济全球化不断增强，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强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越来越表现出相互依赖关系，而这种情况的发展，对良好国际秩序及良好国际关系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这种大背景下，各个国家为能够促进自身国家经济发展，也必然会积极维构建良好政治格局。然而，由于全球化不断发展，国际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但是由于不同国家经济水平及综合国力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最终会导致国际政治发展失衡。第三，和平发展属于时代主题。就当前实际情况而言，国际政治格局整体上相对比较良好，国际形势逐渐向缓和发展趋势，虽然一些局部战争仍旧存在，然而在世界范围内总体比较理想，仍处于和平发展局面。同时，在联合国成立之后，世界上各个国家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这一点为国际政治格局向较良好方向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及意义。同时，由于当前世界上各个方面均在致力于发展自身经济，对于世界良好政治格局的形成也就有着越来越大的需求，霸权主义及强权政治也必然会受到世界各国反对，这也体现出国际政治趋向于和平发展特点[1-3]。

　　在当前世界形势发展过程中，构建和谐世界已经成为必然趋势，为能够构建和谐世界，必须要坚持和平及发展。就当前联合国相关法律而言，《联合国宪法》属于其基本，是对国家行为进行规范的基本法则，同时也是保证世界和平发展能够得以真正实现的基本法律，这为国际法良好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对于当前国际法而言，其是在格劳秀斯、康德以及凯尔森等人研究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他们的研究理论对目前《联合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在格劳秀斯研究理论影响之下，国际秩序形成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其所具备特点就是民族国家对外具有平等性及独立性特点。近些年来，这种模式的秩序虽然受到一定质疑，然而在国际法中民族国家至上仍然属于基本原则。就当前《联合国》而言，其形成及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使受到康德关于国家法理论的影响，而对于凯尔森国家法理论而言，其对利用国家司法解决国际矛盾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与《联合国》形成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4]。

　　对于国际政治而言，虽然其与国家权力之间具有存在密切关系，然而在国际政治发展过程中，也不可忽略国际法的重要作用。但是，就当前国际政治秩序以及格局变化而言，国际法的形成及发展对国际政治是具有一定依赖的。对于当前国际上所行使的国际法而言，其是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基础不断发展而来的，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属于国际上首个具有宪法性质的法律文件，其使得依据国际社会行动对国际法规范进行制定的情况得以实现，并且该和约也是国家法发展的良好开始，其实现依据国际法在较大范围内对政治现状进行确认，同时该和约创立三个原则，分别为国际法原理、国家概念以及实力均衡政策，这对国际关系发展具有很大程度影响。在各种国际重大政治事件不断发生的大形势下，目前的国际关系格局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法在发生较大变化。在国家关系不断变化过程中，格劳秀斯的国际法理论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并且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影响较大的就是《战争与和平法》及《海洋自由论》，由《海上禁锢论》的创立一直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出现，均表明国际政治会在很大程度上对国际法发展造成影响，对国际法出现、实行以及遵循具有一定决定作用。所以，国际政治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及影响国际法[4-5]。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权力所界定利益属于其行为准则，在当前国际关系中所有国家的出发点均为国家利益，然而对于各个国家而言，国际法属于其行为准则，在各个国家行为中《联合国》属于基本指导方针。对于国际法及国际政治而言，两者之间存在一定附和依赖关系，两者之间既能够相互促进又能够相互制约。在国家形势发展过程中，有些大国实行实行强权政治及霸权主义，未能够遵循世界和平发展主题，对世界和平发展造成破坏，虽然未实行殖民统治，然而往往会通过其它方式对弱势国家利益造成侵犯。在现代国际形势发展过程中，通过对国际法进行运用，可在很大程度上对国家行为进行约束，对弱势国家利益进行保护。在运用国际法基础上，可对国家行为进行约束，而国家应当积极遵守国际法，积极坚持和平发展主题，在当前国际政治发展过程中应当积极构建公平、合理新型秩序。就依据我国实际情况而言，通过对国际法进行运用，可有效避免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内政造成干涉，从而可有效维护我国国际形象，保证我国能够得以和谐稳定发展。另外，国际法中对人权的保护已经成为一项共同原则，因此还可通过对国际法进行运用，从而对我国公民人权进行保护，使我国公民利益得以更好维护[5-6]。

　　随着现代国家融合发展越来越密切，国际政治也逐渐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对维护良好国家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及意义。另外，在维护国际关系方面，国际法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国际法与国际政治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因此，对两者之间关系进行准确理解及把握十分必要，有助于更好完善国际法及构建良好国际政治，使国际形势得以更好发展。

　　[1]吴江,张小劲.大数据国际政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4).

　　[2]莫世健.国际法碎片化和国际法体系的效力[J].法学评论,2015(4).

　　[3]张艺卓,吕昕.试析当前国际政治格局的基本特点[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

　　[4]大沼保昭,高云端.国际政治中的国际法及其关联性:一种从国际法的功能视角的分析[J].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刊,2012(10).

　　[5]何志鹏.在政治与伦理之间:本体维度的国际法[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5).

　　经济全球化是世纪变迁的显着特点,它是冷战后世界格局发展演变和最终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经济全球化是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是生产、投资、金融、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它已经成为21世纪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它主要表现为世界经济内在联系的密切性和外部互动的包容性。由它释放出来的巨大的世界生产力动能,是推动世界巨变的根本动力。这一历史进程对世界格局的发展具有既导向多极化、又导向单极化的双重效应,但主导作用是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既蕴含巨大的风险,更提供历史性机遇,从而引发新一轮史无前例的空前激烈的竞赛,其核心是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过渡。在这场竞赛中,必定有一批国家善于抓住发展机遇,采取正确的战略,调整经济结构,充分地趋利避害,最大限度地取得经济与科技的快速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增强综合国力。发达国家可能如此,发展中国家也可能逐步赶上,在大国中会出现此起彼落的情况,但不太可能出现“一国独醒,众国皆醉”的状况。由于经济全球化大大加强了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由于大国之间的竞争已经不是在相互孤立的状态下,而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展开,所以大国实力发生相应序列位移的可能性与幅度都较以前增大,一些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相对下降,另一些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影响与作用相对上升。这样,作为全球核心结构的世界格局就会发生力量对比的重大调整。相对上升大国分享相对下降大国原先的影响力,不断创造出新的、多元的力量空间,造成国际关系和大国地位的不平衡转换。正是这种不平衡发展促进了世界大国的多元化,而世界大国多元化正是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美、欧、日三足鼎立之势业已形成,欧、美、亚三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也正在逐步取代战后美国经济独霸世界的时代。在21世纪前期,中国在规模上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世界经济领域的这种多极化趋势,仍然是以经济为基础、经济与政治相辅相成和密切联系的。

　　经济全球化呈现统一的趋势,而多极化展示分散的趋势,两者似乎是逆向而行、互相矛盾的。实际上,已有学者指出[1],经济全球化时代是极与极之间逐渐趋向高度依存的时代。过去的极相互割裂,呈绝对性,今天和未来的极是相对的,都是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的一部分,简言之,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性是绝对的。

　　极与极间关系的这种变化是十分深刻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大国都把发展经济作为基本战略,参与综合国力的世界性竞争。由于相互依存日益深化,它们的发展,只能依赖于利益协调,不能靠长久地损害别国的利益求得自身的发展。此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都面临着大规模金融风暴、全球环境破坏、大量移民跨国流动、跨国经济犯罪、国际债务、对跨国公司进行有效监管与约束等全球性问题,没有一个大国甚至超级大国能够独立解决这些问题。惟一的出路是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合作,其中主要大国间的合作更是至关重要的。全球形势会迫使它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共同致力于建立某种国际协调与控制机制,这使美国难以有效地推行其单极独霸的战略。换言之,在越来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全球价值分配中政治范围的扩大,以及大国的相互连接、协调与合作的强化过程,已经日益明显。这也增大了美国寻求同其他大国合作的客观推动力。经济全球化需要世界格局多极化来为它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全球化以其不可阻挡之势向21世纪挺进,自然引起人们深刻的思考。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它所带来的双重效应,即除了具有促进世界格局多极化的作用之外,还可能被超级大国用来建立单极格局或单极主导下的多极格局。

　　1999年2月26日克林顿的旧金山演讲强调要以全球化作为美国外交战略的立足点。4月7日他又强调全球化在21世纪给美国外交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在美国看来,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的全球化为它推行全球战略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使世界经济活动的空间距离迅速消失,充分的经济信息是市场经济活动取得显着成效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率先推行“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制定“数字地球”发展战略,在上述活动领域抢占高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它的优势地位,并且以优先发展信息产业,注重产品的研制与开发,高踞于世界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的顶端。美国力图凭借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全球性技术形成经济、军事、政治与文化力量,主导全球化进程,锁定大国力量对比,在国际舞台上大大拓展按照自己意志自由选择的空间,使世界格局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美国握有某种主导权或主动权,对现在的国际经济组织及其规则有掌控权。这使美国收益匪浅。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而跨国公司的巨头主要集中在美国。因此,克林顿认为全球化趋势会使美国更加繁荣。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世界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美国刻意利用这一进程把西方政治模式推向全球,即通过其占优势的全球性经济活动及其影响力,传播甚至强行推行其理念、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布热津斯基就说过:“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加上外部世界通过把中国进一步纳入国际体系而施加的变革压力,也许能导致中国体制的逐渐民主化。”[2-P279]

　　总之,美国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维护自己的经济霸权,进而推进政治霸权、军事霸权、文化霸权和信息霸权,营造有利于美国的国际战略环境,构筑单极(至少是美国单极霸权治下的多极)格局。世界格局的两种走向何去何从,决定于主要世界大国的战略取向和他们在各种较量中形成的全球核心层次的力量对比结构。

　　冷战结束后,人们对世界格局进行了近十年的观察,得出了各自的结论。有人认为,两极格局解体后,取而代之的是美国的单极格局,多极化只是善良人们的一厢情愿,科索沃的炸弹彻底埋葬了多极化的幻想。有人认为,现在是以一超多强为特征的多极格局,它将长期存在。有人认为,“一超多强”是走向多极化的过渡性格局。笔者的看法是,现在处于从两极格局走向多极格局的过渡时期,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世界格局。

　　世界格局,指的是世界主要国家、国家集团之间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国际核心结构和战略态势,它建立在利益和力量对比的基础之上。由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力量对比总是处于变动之中。当量变达到临界点时,世界格局赖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结构状态就会遭到破坏,格局势必发生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直至形成新的格局。[3-P24-P25]

　　按照历史经验,一个世界格局的终结,就意味着另一个世界格局的诞生,如维也纳格局取的。战争在摧毁旧格局的同时, 迅速建立起新格局,因为新格局是战争结果的展示,是武力对战胜国与战败国关系及利益的断然分割。然而,这并非是世界格局发展的普遍规律,目前正在进行中的世界格局的转换,与战争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的,即以两极格局中的一个超级大国自行解体为启端的。

　　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解体和消失导致两极格局瓦解之后,全球中心结构就进入“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的阶段。萌发于两极格局时期的多极化因素加速发展,世界主要国家(集团)抓住这一历史性时机以及经济全球化提供的广阔的发展舞台,制定战略,调整相互关系,努力营造有利于自身的世界格局。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和平方式和战争方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是用武力实现世界格局的“瞬间”更替和突变,它是一种渐进或缓进的方式,避免了战争灾难,却大大延长了世界格局转换的时间。由于这一转换是渐进的,不确定、不可测因素很多,规律性现象时隐时现,一切均难以迅速把握。世界大国需要足够的时间,对世界形势的重大转折及走向作出判断,进行战略与政策的重大调整。它们的结构调整与改革正处于重大的整合期,它们的战略取向和相互关系远未基本定位,它们的力量变化与发展空间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和不确定性,一切处于迅速变动之中,尚不能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期,大体上是世界格局从两极走向多极的过渡时期。代威斯特伐利亚格局,凡尔赛格局先是代替维也纳格局,后又让位于美苏两极格局。回顾世界格局演变史,大规模战争成为世界格局转换的重要标志,上述世界格局的转换就是通过? 闷坡卣秸土酱问澜绱笳酵瓿?/P

　　首先，从政治大局来看，决策浦东开发是展示我国坚持改革开放的政治形象，树立了一面旗帜。

　　19的之后，国内外、党内外都有人对改革开放路线能否继续表示怀疑。在我党历史上，也不乏确定了正确路线之后，由于种种偶发事件而改变方向的事例。国内及“风波”后的中国，也面临重大抉择。小平同志在总结我们党和国家之所以能在国内和国际风波中站住了脚的原因时，明确地指出了一个基本事实：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在国内风波和国际风波面前，我们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岿然屹立。基于这样一种对大局的清醒判断，小平同志在1989年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我们就要做几件事情，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改革开放。他还明确提出：“关门可不行”，“要体现出大开放，比过去更开放”，“要进一步把开放的旗帜打出去”。浦东开发开放这面旗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打出来的。

　　小平同志倡导的浦东开发，已经在政治层面由上海市的地方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上海市委、市政府上世纪80年代一系列战略研究为中央决策提供了基础，也为中央高层的政治决策提供了契机。1990年的春节到了，上海市主要领导向在上海过春节的小平同志汇报：我们准备再打一场淮海战役，打过黄浦江东岸，开发浦东，再造一个上海。小平同志微笑着频频点头。现在我们知道，上海市委领导的汇报与小平同志决定“要做几件事”的心思不谋而合。春节回到北京后，小平同志对政治局的领导曾说过一段语重心长的话：“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他还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我还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浦东的开发，你们要多关心。”在此情况下，一系列紧凑的调研论证展开了，、同志先后带队来沪，然后是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决策，一项国家战略产生了：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奏响了中国新一轮开发开放的号角。

　　由政治大局思考做出的战略决策，反映了党中央统筹全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政治胸襟，也体现了巨大的解放思想的勇气。如果说，80年代初开放沿海5个特区，主要是从多年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状态中解放出来，那么，90年代初，小平同志和党中央作出开发开放浦东的战略决策，则是从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的“制裁”、封锁的压力中解放出来；从怀疑改革开放的旗帜还能打多久的思想疑虑中解放出来；从能否由南方特区的开放扩大到特大型中心城市的开放的信心不足中解放出来。对此，小平同志谈到：“上海开放了，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要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可以说，浦东的开发，意味着中国和中国政府拿出中国最发达、最富庶的区域来继续改革开放的试点，因此，浦东开发开放不仅是在建设一个新“城”，更是在理论指引下探索一条新“路”。这一重大举措足以证明中国把改革开放推进到新阶段的义无返顾的决心和信心，反映了现实的政治需要，也是对国内外疑虑的有力回答。

　　历史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了，这其中蕴含着多么深厚的政治智慧！在我党历史上不乏因偶发事件而打断历史进程的教训。比如，党的曾确认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态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发展社会生产力”。路线是正确的，但由于此后国际运动中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以及此后的苏共二十大，同志认为还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并且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再发展到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发动了；再如庐山会议由反左向反右的转向，等等。在1989年之后，小平同志和党中央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准确把握并驾驭政治大局，从而迎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推动浦东开发开放成为事关中国政治大局的国家战略。

　　其次，从经济大局来看，浦东开发不仅是启动我国经济新一轮发展的杠杆，而且也抓住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机遇，释放了积蓄已久的经济潜力。

　　小平同志是从国家发展的大局来确定浦东开发目标的。1990年3月，在宣布浦东开发前，小平同志在谈到国际形势与经济问题时说：经济能不能避免滑坡，翻两翻能不能实现，是个大问题。因此，他要求中央负责同志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1991年1月28日，小平同志亲自在上海锦江饭。高德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