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的邦际格式新转高德娱乐折

　　高德娱乐【摘要】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影响了国家间力量对比、国家治理以及人们的观念。受疫情影响，世界范围内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逆全球化与地区主义、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交织等情况。这些变化增加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使中国外交在大国外交与周边外交等方面面临新的挑战。未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传统地缘政治的热点地区竞争加剧，将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对此，我们应做好充分准备。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国际格局 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新冠肺炎疫情是近年来最大的“黑天鹅”事件，其虽未根本性改变主要国家之间力量对比的结果，但对整个人类社会却造成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一方面，受疫情影响，世界的不确定性更加显著，国际社会的政治变动与思想变化十分明显。另一方面，中美关系的健康与稳定，不仅关系着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也关系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针对疫后国际格局及中美关系变化的清晰研判，是关乎中国和平发展的必要问题，也是中国外交行稳致远的必然要求。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是国际格局的“催化剂”。国际格局指的是一段时期内国家之间力量对比的结果。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东西方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从大航海时代开始至今500余年的历史中，以国家间力量对比的角度来审视高德娱乐，可以看做是西方横霸天下的历史，但是中国的崛起正在逐渐改变这一情况。具体而言，病毒的全球大流行不仅使得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权利受到威胁，还导致社会治理成本增加。在疫情防控背景下，一段时期的暂停、封闭等措施，使得既有的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受到巨大冲击。因此，应对疫情较差的国家会受到更多的负面影响、承受更多的经济负担，而应对疫情成功的国家会率先恢复正常的生产与经营活动，加速发展。新冠肺炎疫情使得2020年的全球经济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严重衰退，世界几大经济体都遭受严重损失。在中国的坚强领导下，中国成为最早大规模成功控制疫情的国家，为经济恢复与生产发展奠定了基础。而西方国家在疫情应对方面并不理想，比如作为拥有军事、科技、金融等多领域霸权的美国，至今在感染人数与死亡人数上都远超其它国家。2020年，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大多数主要经济体都出现了经济衰退。2021年，虽然美国、日本等国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复苏，但中国的经济增幅领跑世界，中美之间的力量更加接近。值得注意的是，从总体来看，当前西方国家的整体实力与综合实力仍然优于东方，美国仍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掌握着多领域霸权。由此可知，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催化剂”，本身并不直接作用于国家间关系，其对国际关系造成的是次生影响，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美之间力量对比的结果。

　　第二，新冠肺炎疫情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显影剂”。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各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在这次考验中，西方国家暴露了其治理能力方面存在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西方国家的治理神话。从公开的数据来看，以中日韩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圈的抗疫成果要优于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欧文化圈。以2020年4月8日武汉解封为标志，中国初步控制住了疫情，并逐渐将防疫重点转为了外防输入。中国对疫情的有效控制无疑有利于改善西方国家长期存在的对华傲慢与偏见。反观美欧，其长期坚持选举至上、资本至上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导致抗疫表现不佳。欧盟原本被认为是整合程度最高的区域合作组织，应成为区域合作应对危机的典范，但在疫情暴发时，欧盟的应对松散、缓慢，远低于人们的期望。可以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人们的固有观念，东亚国家影响力上升，发展中国家对欧美评价下降，儒家文化圈与西欧文化圈的世界影响力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第三，新冠肺炎疫情加速推进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笔者曾多次撰文指出要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四个维度，即新的国际格局、新的现代化模式、新的工业革命以及新的全球问题。国际格局方面，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更加接近，国际格局加速向多极格局演进。现代化模式方面，中国成功应对疫情离不开国内庞大且完整的制造业体系，而中国制造业体系的底气与定力是中国的工业化模式。中国探索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种全新的工业化模式，打破了现代化发展中西方模式的唯一性，对追赶型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中国应对疫情的成功，不仅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也使得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更有吸引力。工业革命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倒逼人类社会在各领域创新，客观上加速了新工业革命的到来。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一直是三次工业革命的主导力量，而中国则几乎错过了这三次工业革命，这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西方超越东方的根本原因。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将到来之际，中国有能力抓住甚至主导这次工业革命。一方面，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产业链，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全产业链国家，产业链的完整保证了中国工业的能力与潜力。另一方面，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受疫情影响，经济一度衰退，而中国未来仍能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可以稳定地对产生新工业革命的领域持续投入。因此，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一定不会错过。

　　全新的问题指的是人类面临的未曾有的困难与挑战，包括网络发展、虚拟经济、超级资本、人口膨胀、科学陷阱等问题。全球问题所带来的影响跨越国界，无法由某个国家单独解决，必须依靠国际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导致新的全球问题出现的原因可以简单归纳为以下两点：第一，以美欧为首的西方世界内部问题频出。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美欧是世界的绝对领导力量，但其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问题上消耗了大量精力，导致其继续主导冷战后世界秩序的物理能力及思想能力下降，进而引发了资本主义危机，招致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失灵、全球治理赤字明显。第二，新的技术引发伦理、道德等一系列社会新问题。原本失灵的西方模式下的全球治理，在疫情影响下，缺点更加凸显。全球问题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威胁，这就意味着局部国家的努力不足以扭转局面，个别国家的消极应对甚至可能加剧问题。

　　疫情暴发后，世界的人员往来、经济交流、社会生活都受到影响而发生深刻变化。在原有的生活方式被颠覆的同时，世界社会思潮与政治亦同时出现了微妙变化。需要强调的是，这样的变化并不是割裂的，而是将过去的趋势加速，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点：

　　首先，逆全球化与地区主义加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里根、撒切尔夫人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客提倡自由贸易与开放市场的全球化。在这一背景之下，各国产业高度联结、相互依存，全球化加速发展。但西方国家盲目追逐金融、科技、服务等高附加值产业，造成产业空心化、经济泡沫化等问题，招致蓝领工人不满，使得逆全球化暗流涌动。以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为标志，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逆全球化浪潮。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逆全球化浪潮愈加高涨。一方面，全球范围内人员与货品的流通客观上加剧了病毒的传播，引起了公众的不满；另一方面，一些国家出现产业链断裂的困境，暴露了原有产业分工存在的风险，增加了公众对全球化的排斥。在这两方面作用的相互交织之下，逆全球化愈演愈烈，而地区主义则加速发展。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地区主义不同于孤立主义或地方保护主义。地区主义依然坚持多边主义原则，有利于地区的一体化，因此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其次，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情绪持续高涨。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是不同的政治概念，极端民族主义常常与排外主义相互联系，而民粹主义则带有强烈的反精英色彩，但两者均带有“身份政治”色彩，都有可能导致政治的极化。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背景下，逆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相互叠加、互为因果，并且在世界范围内愈演愈烈。不可否认，全球化背景下的自由贸易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导致了国家之间、国家内部贫富差距的扩大。因此，民族主义者通过宣传保护本国经济安全的重要性等舆论，推动逆全球化；民粹主义者则指责本国的建制派与精英损害本国民众的利益。一些国家采取封闭措施，致使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遭受重创、全球化受阻，而产业链与供应链的中断无疑给了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者以借口，其更加强调本国产业保护的重要性，反向刺激逆全球化。总之，未来，部分国家的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情绪不但不会消退，反而还可能有所高涨。

　　再次，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表明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迫在眉睫。冷战后的全球治理体系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轴心的。但在美国霸权相对衰落之际，从物理层面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与能力均相对下降；在制度层面上，美国领导与参与全球治理越来越以自身及盟友的单方面利益（特别是安全利益）为核心，越来越不具备包容性。因此，世界需要中国等新兴国家主动填补全球治理赤字。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主动承担全球治理责任，能够彰显中国的担当。此外，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义务与意愿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与其一道寻求并建立更符合大多数国家发展利益的国际规范。

　　最后，传统地缘政治的热点地区将存在两种模式的竞争。未来，中美俄等世界大国对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差异化理解，将导致不同秩序理念的加速出现与相互竞争。在亚太、印太等热点地区，很可能会出现中美两国根据不同秩序理念进行竞争的情况。具体来说，将出现以美国为首的侧重安全的军事体系与以中国为首的侧重贸易的经济体系之间的竞争，并且这种竞争可能会常态化。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两种模式之间是互相断绝的。即便是安全领域，也往往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溢出效应，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贸易。所以，以安全或贸易为原点延伸出的复杂的溢出效应，将是这两种模式之争的基本特点。

　　综上，疫情对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变动的世界也增加了中国外交的不确定性，中国外交在大国外交与周边外交等方面出现了新的挑战。但总体而言，中美关系仍是中国外交的最重要一环。

　　中美关系在过去、现在乃至未来都会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从历史的角度审视中美关系，对中国而言，不与美国建交就无法缓解中国的外部紧张局势，无法实现改革开放。对美国而言，没有中国的帮助就无法完全实现对苏联的遏制战略，也不会在冷战中取得最后的胜利。历史经验证明：中美两国，合则两利。

　　自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对中国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加强，到2017年达到高潮。2017年，美国政府重新确定与中国的大国竞争为对美首要威胁。中美关系由建交以来的合作为主、竞争为辅转变为竞争为主。从这个角度来说，中美在各自的对外战略中互视对方为最重要的一环。需要强调的是，两国的态度截然不同。中国秉持和平发展方针，努力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而美国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秉持冷战思维，以意识形态划界，全方位施压，试图遏制中国崛起。从目前而言，笔者认为未来中美关系会有如下三个特点。

　　第一，美国联合其盟友对中国崛起进行防范。其一，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继续深化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即在美国提议、日本推进、印度和澳大利亚积极参与的情况下，将四国即存的双边、三边对话机制进行整合，形成以美日为推手的安全对话机制。当然，虽然该机制包含军事合作要素，但目前还不能够称之为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同盟。其二，在“五眼联盟”框架内，强化美英澳三边军事合作，组建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AUKUS”的一系列危险举动势必会打破东亚地区的力量平衡，导致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但目前其仍处在雏形状态，未来能发展到何种程度尚不得而知。

　　第二，中美之间出现新的博弈点。当前美国党争激烈、政治极化，极易出现内政问题外交化的极端处理方式。例如，病毒溯源原应是严肃的科学问题，但美国却频繁上演借中国问题转移其内部压力的戏码。为了转移其抗疫不利的责任，美国政客将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抛出了所谓的“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等。事实上，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是美国受冷战思维影响，坚持戴有色眼镜审视中国的政治制度，无法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的发展。

　　第三，美国并未减弱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甚至有所增加。疫情暴发之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就有将制造业回流或将供应链转移至东南亚、印度等国家的行动，但从目前来看这些行动都不是很成功。疫情暴发之后，中美之间的经贸联系逆势加强。2020年中美货物贸易额为5800多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8%，其中中国自美国进口1300多亿美元，同比增长近10%。由此可知，中美之间的经贸联系并未随着中美关系的震荡而大起大落，这是中美之间经济结构互补的结果。

　　总而言之，东西方力量对比的变化使得中国外交未来会面临一系列的风险与挑战。在一段时间内，美强中弱的格局不会改变。美国的经济总量仍是世界第一，军事实力依旧保持领先地位，这是中美硬实力方面的客观差距。不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压中国恰恰反映了西方国家的集体焦虑现象以及中国走正确道路的事实。因此，中国应对当前道路保持高度自信。

　　中国外交遇到挑战的原因归根结底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无法接受中国的崛起。对此，中国要做好心理准备。一方面，面对未来国际局势的复杂变化，特别是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中国要保持自身的战略稳定。我们应在控制疫情的同时，继续推行开放战略，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加快缩短中美之间力量对比差距。同时，保持中美各层级之间的正常交往仍是必要的。在经贸问题上，中美之间仍存在谈判的空间；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议题上，中美之间仍存在合作的可能性。中国可以一事一议，努力创造与争取更多的对话机会，缓和紧张氛围。需要指出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衰落并不会呈直线型，也不能排除一定时期内西方国家会加速衰落或是力量回升。另一方面，面对一些国家欲构建的同盟体系，中国需要主动出击，积极塑造周边环境。

　　综上，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局势持续发生变化，而疫情可以说是这一变局的“催化剂”与“显影剂”。中国抗疫的成功经验，赢得了国际社会赞誉。但是，在世界范围内，疫情仍未得到完全控制，中西方存在两种不同的抗疫模式。中国秉承人民至上的理念，采取严防死守的清零政策；西方为减少经济损失，采取与病毒共存的策略。在疫情尚在发展的当下，中国应根据自身的经济及社会状况，随时调整抗疫策略。当今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而中国是不确定性中一支确定的力量，并且具有着巨大积极作用。中国要充分把握较早成功控制疫情的机遇，始终坚持中国坚强领导，努力加速发展，为世界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甲级A岗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张轩明对此文亦有重要贡献）

　　①金灿荣：《疫后世界瞻望：新图景、新趋势及影响评估》，《人民论坛》，2020年第22期。

　　②金灿荣：《如何深入理解“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领导科学论坛》，2019年第14期。

　　③习：《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