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德娱乐邦际地步论文十篇

　　那么，中国目前的体力是个什么情况呢？由于受美国金融危机的波及，导致外需走弱，1批外向型企业撑不住，倒了，相应的工人也就失业，嚷嚷了1通，尽管这个事被有些人放大，用来制造恐慌情绪，发泄对现实的不满，但究其实这些个企业，自身是有很大的问题，压榨工人当血汗工厂不说，消耗大量能源、资源，造成严重污染，早就被骂得半死，现在由于危机来临，问题集中爆发，1些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又被骂个半死，总之政府永远不对，让这些企业存在是天大的错误，这些企业倒了又是天大的罪过，那些前边骂了后边骂的人们，就要好好地扪心自问1下，到底怎么样就满意了呢？

　　国内金融行业所受直接损失较小，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没有伤到根基，这1点说起来也怪，以前人家说中国金融体制落后，我们自己也认，但就是由于比较落后，没有跟国际全面接轨，去搞那些所谓的金融创新，反而在这场灾难中得以保全自己。宋鸿兵先生的《货币战争》，且不说具体情节是不是那么回事，也不论投资黄金是否恰当，从国际斗争战略的角度看，却是显而易见的正解。210年前的RB、10年前的东南亚，往事历历在目，不由你半点怀疑。如果在本次货币战争中，中国成为被剪羊毛的对象，那么大致的情节是：基础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中国赚回大把外汇，某国逼迫人民币升值，境外热钱侵入埋伏下来，推高楼市、股市，最后集中撤退，在推高楼主、股市的过程中赚1笔，在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过程中再赚1笔，集中撤退时迅速换走中国的外汇储备，中国的外汇储备大量消耗乃至用光，人民币汇率急转直下跌成灰，几10年辛辛苦苦积累的财富毁于1旦，制造业体系遭到毁灭性打击，完了。然而很有意思的是，这种情况没有发生，1些人急了，某人就说2009年就会发生这种事情，到时候人民币兑美元30∶1，等待中国的将是彻底的崩溃。问题是，某些国家的银行及对冲基金严重亏损，走上破产的绝路，都这个节骨眼上了，境外热钱都没有考虑撤退吗，反而眼睁睁地让其银行及对冲基金陷入绝境？这显然不符合基本常识，唯1能够解释得通的就是，境外热钱被套在中国的楼市和股市里，出不了局，楼市由于流动性差，1时缺乏接手盘；股市被中国自己搞了下来，放出大小非、大小限，疯狂地奔向全流通，钱被谁赚就不用说了。外汇方面则是实行管制，外汇集中在政府手里，达到近2万亿规模，人民币也不能自由兑换，这就保证了足以战胜任何敢于冒险的境外投机资本，从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那些渴望中国被剪羊毛、外汇储备消耗殆尽、人民币汇率跌成灰的人们，在无奈和恐惧的同时，只能发出中国2009年崩溃的梦呓，如果到了2009没有实现，还会无限期地延后，中国崩溃论说了不是1年两年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1方面高速增长，1方面问题层出不穷。刚开始的时候，外汇极端缺乏，技术又不行，攒点小钱去买人家的设备，人家卖给你淘汰产品，拉回来用不了的很多，活生生地被人家骗；辛辛苦苦地生产点东西，卖给人家，人家死命地压价；好不容易外汇越赚越多，有钱买技术了，人家不卖给你，合资给了人家市场，人家还是不给你技术；自己的资源大量消耗，等到去买人家的资源，人家不停地大涨价，全世界让中国买单；这还不算，动不动扯些人权之类的事情，鼓动这里、那里搞独立，恨不得把中国分裂成若干小国，连中国在外的公民也直接杀害…….诸如此类，凡有点爱国心的，即使不爱国但还有点公平心的，难免觉得很上火，就通过各种途径呐喊，发出救国图强的声音。这种声音在中国的历史上，可以说连绵不断，数次面临亡国，但都因为有着仁人志士，流过血，流过汗，中国1直走到了今天，成为唯1幸存的文明古国。要看1个国家的未来，只有去看她的历史。中国的特质在于韧性，无论经历怎样的艰难和问题，都能在超强的耐力长跑中，成为全世界的领袖。明白了这1点，你就会知道，目前面临的困难，比起历史上曾有的亡国时刻，比起310年前、210年前、10年前的困难，都是1些小的困难，有些人放大目前的困难，说些不着边际、无限恐慌的言论，似乎没有任何前程，如某人就讲子孙后代没有活路了，这都是些什么话？

　　应对当前遇到的困难，主要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中国有着许多国家所不具备的有利条件，这许多国家以及他们的粉丝们听了，心里拔凉拔凉的就对了。外需1时不行了，内需就会跟上来，这就是辩证法。关于内需争吵的声音不绝于耳，攻击扩大内需政策的大有人在，主要是说中国人民很穷，存点小钱不敢花，谈内需不是骗人吗，人民苦哇，这么1煽情，附合的就有很多，破口大骂。首先是说人均收入很低，全世界倒数，单从数据上看，确实如此，但还有个购买力的问题，换算成美元是不多，但你在国内花，物价再和国外1比，那是老便宜了，国人消费的大米10几元1斤，苹果50元1个，面条60元1碗？事实是，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工资水平非常低，好多年不动弹，改革开放后，收入与物价才慢慢地涨上来，大家跟先前1比，分别翻了好多倍，改革开放前挣的工资就算不吃不喝全存下来，到今天也是白搭，什么意思？就是说中国的特殊情况，导致现在与1些国家相比，出现1个低收入、低消费的局面，对应的生产、生活的实物，则是比较滋润的，没有必要图什么虚名，单纯讲收入而忽略购买力，很不足取。当然了，如果住房、上学、看病这些带有公益事业性质的事情，政府多出些力，让大众自己少1些负担，那么大众会在其他的方面增加消费，内需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应更加明显。中国具有强大的基础生产能力，以前很多给外国人消费掉了，现在不缺外汇，外汇增长“说起来也是负担”，今后少给外国人消费，让自己国民多加消费，却是某些国家不愿意看到的，因为他们不希望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某些国家的鼓吹手们攻击扩大内需政策，根子里就是这么回事。

　　以上所说内需或者说消费，主要指生活方面的消费。生产方面的消费则涉及投资，当然投资也涉及生产。其实，中国应对目前的困难，投资仍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遇到就业不足的状况，可以人为地增加就业，1个流传的说法是，雇1批人挖坑，再雇1批人填土，这个过程中，雇员有事干、有工资，不至于落入失业无收入。投资自然不必这么搞，因为中国还有投资欠帐，就是基础建设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正在搞的铁路，国家财政现在有能力搞1些大项目，会拉动系列产业加速运转，相应地带来就业岗位，将来取得的成果由全民共享，不象挖坑、填土那样没有实际用途。

　　不管怎么说，中国GDP总量日益上升，在世界的排名不断往上挤，人均GDP相对不高，但人民币购买力很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下1步实行公益事业改革，扩大内需增长，同时加速启动新1轮投资，GDP持续增长没有问题，只是比例未必年年两位数，两位数增长有些过热，稍有放缓并不可怕。国际上积极的方面也有，资源、能源价格下降，西方也肯卖些技术了，都对中国发展有利。至于国内稳定更不成问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不但不会挨饿，吃得太好，胖人越来越多，有些孩子过早肥胖，富贵病也多了，要是能趁着国际上闹危机的氛围，改1改吃得太好的毛病，并不是什么坏事，反而是好事，纵观中国的历史，只要不出现大饥慌，就能成就繁荣富强，推动新农村改革的意义，除了确保粮食安全，还有助于农民增收，这同样为某些势力所不乐见，攻击新农村改革的就是这么1类人，他们貌似为民请命，实则捣乱来着，不能让其得逞，也绝对不会得逞。

　　中国解决好自己的事情，就有了应对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资本。现行国际金融体制，就是1个美元霸权，他自己不努力干活，用霸权美元消费全世界的好东西，这还不算，其人民及政府不惜欠债消费，借钱打仗欺负弱小。所谓次贷危机、金融危机，本质上是欠债太多，想法子剪人家羊毛，以弥补欠债窟窿，结果在房市、股市以及期货市场失算，旧债还没还呢，又产生了新债务，救市的钱也想让别国埋单。美国这种行径损人不利己，首先是同阵营的欧洲极为不满，逼迫美国开会讨论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美国无奈只好答应下来，但困兽犹斗，通过货币互换拉笼几个小国。当此微妙时刻，中国作为新兴国家和第3世界的代表，义不容辞地发出自己的声音，那就是争取积极的话语权，参与到制定新规则当中来，否则的话，就让他们同阵营的吵吵去好了，反正我们是不急的，他们救市时间紧迫，看看谁能耗得起时间？退1万步讲，就算当前的国际金融体制在口头上维持不变，事实上已经在改变了，易货贸易已经抬头，区域性的非美元结算贸易正在酝酿，美元霸权事实上将被架空，改革只是时间问题，而时间在中国1边。

　　具体到11.15在华盛顿召开的G20会议，立场基本已经清楚，美欧的共同之处是坚持西方主导，分歧在于谁做霸主，目前欧洲想夺了美国的权，美国则称全世界“离不开”其霸权；日本维护其主子美国，竟然在亚欧峰会上为美国代言，麻生在发言时把中国也拉了进来，既没有得到是中国的授权，也没有得到中国的追认；俄罗斯明言美元霸权，主要是为了获得石油、天然气定价权；中国代表新兴经济体和第3世界，要求在国际金融领域得到应有的话语权，建立公正合理的多元化国际金融体系。主要的美中欧3方，维持美元霸权中欧不同意，推倒美元霸权美国不干；实行欧元霸权，美中不同意；实行多元化美欧不同意。估计谈不出什么实质协议，对于中国来说，应坚定自己的立场，紧抓代表广泛的道德制高点，别怕谈不来，不接美欧的烂招，做好自己的事情，还是那句线边。

　　我们知道，在美国这种资本主义体制内部，只要奉行“自由”规则，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就会周期性发作，大致10年1个轮回。上世纪2310年代那场经济大萧条发生之后，罗斯福实行新政，在市场无形之手调节经济的同时，加上了政府有形之手对于经济的调控。但自从美国凭借握有铸币权，偷偷多印美元消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产出，并干脆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就开始了明目张胆地玩不公平游戏，新自由主义也随着全球化进程蔓延，尽管美国依靠美元霸权赚尽便宜，但也重回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周期性反复发作的老路。除了其体制固有的顽疾，美国还是1个奉行借贷消费盛行的国度，美元是他印出来的，被其他国家赚去1些当作外汇储备，美国再通过发行债券等方式，借回美国供政府支出和民众消费。欠债多到1定程度，就会面临破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人想方设法发动货币战争，把别国的美元储备掠夺了去，以弥补欠债的大窟窿，剔过日本的头，剪过东南亚的羊毛，这些都是史实。又1个10年过去了，美国操起玩过多次的把戏，吊诡的是这回居然失手，放眼全球，中国、日本的外汇储备最多，但中国有着牢固的防火墙，并且在10年前的香港保卫战中，积累了可贵的实战经验，得以再次挫败美国的阳谋；日本则长期实行低利率，投机玩家从日本借来资本，到利率相对高的地方赚取息差，或者做其他投资、投机，这样日本成为资本输出国，国际热钱自然也不再到日本打埋伏，使得日本这次也逃过了被美国剔头的劫难，并且现在国际经济形势变坏，投机玩家换回日元偿还从日本的资本借贷，使得日元出现抢手和升值，当然了，借着这个当口，是否会有玩家趁机进入日本打埋伏，准备以后剪日本的羊毛，就不得而知了。回到美国方面，由于这次没有成功掠夺到人家的外汇储备，去填补美国政府及其民欠下的巨额债务，于是金融危机在美国本土来了个总爆发，至于次贷危机，只是1个导火索罢了，不是本质的问题。

　　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是欠债过多无以为继。那么，其民众除了房产次贷之外，其他借贷的问题也会爆发出来，比如信用卡问题会浮出水面，实际上，其信用卡公司的坏帐已经开始显现，搜1下相关新闻，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所以说，美国的危机还没有完。美国正在进行总统选举，新总统的首要任务，必须考虑政府和民众的债务怎么还，据说奥巴马有重新振兴美国制造业的计划，是不是打算实实在在地干活，扭转贸易逆差的颓势，以赚钱偿还债务了呢？还是会耍赖开动印钞机偿还债务？抑或是通过战争掠夺别国的财富？这些在将来的日子里，无疑是很吸引世人眼球的看点。

　　美国人民及其政府都不怕借债，这当然是需要有底气，毕竟，1旦破产可不好玩。他们的底气，是相信自己的战争能力，不管欠多少债，总会通过战争，掠夺到别国的财富，靠着战力的威吓，也能拐骗些银两。说到战争，就分为两个层面了，1个层面是金融战争，没有硝烟，不会直接，却能搞来财富，这次主要针对中国的金融战争，从2005年逼迫人民币升值的时候开始，到现在的战局摆在那里，没办法，中国只能要求更高的线方，自然要摘个果子吃。另1个层面，自然就是打仗的战争了，远的不说，9.11恐事件以后，美国打了阿富汗，又打了伊拉克，打阿富汗跟反恐有关，虽然阿富汗没什么财富可抢，也是要打1下，为美国人民出口气；至于打伊拉克，就跟反恐不大沾边，先是诬陷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是“情报有误”，只好改口说是为了伊拉克的民主，当全世界都是傻瓜，不就是为了抢油？伊拉克人以及其他1些阿拉伯人，早在战前就讨论过，大意是美国要打伊拉克，伊拉克招架不住，但美国打仗要花钱，包括战利品从哪里来，这些人1下子就想到了，是从伊拉克的石油里出，采取什么办法呢，就是袭击石油公司、石油管道、美国大兵，这样1来，就算美国占了伊拉克，采油的事不好办，结果正是发生了这种局面，美国占了伊拉克，绞死了萨达姆，但伊拉克国内乱套，爆炸声不断，成天里死人，弄得美国花了大钱打伊拉克，却不能通过充分开采伊拉克的石油，再卖个好价，以弥补战争烧掉的大把美元，从经济的角度看，美国仍然遭遇到惨败，至于以后能不能在伊拉克赚到钱，首先是不确定，再就是远水不解近渴。

　　有了伊拉克的教训，打伊朗的战争决心，迟迟下不了，伊核问题1时无解。趁着北京要开奥运会，格鲁吉亚就在美国的授意下，发动对南奥塞梯的进攻，结果是1向忍气吞声的俄罗斯，这1回利剑出鞘，3下5除2，把格鲁吉亚打趴下了，大大出乎美国的意料，事后弄几艘船开过去，在黑海耗了1阵子，撤了。俄罗斯玩得兴起，开着战略轰炸机到委内瑞拉兜了1圈，美国除了护航也没怎么的。世人看得清清楚楚，现在的美国不行了，偏偏还有人出来鼓噪，说什么花7000亿救市，不如拿这个钱跟中国打1仗，把中国的财富抢了去，对此，中国要防止狗急了跳墙，与俄罗斯联手，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事实上，也这么做了。俄罗斯其实也是为形势所迫，签了1直顶着的对华输油管道，不得不绑上了中国的战车，再怎么强人，形势比人强。

　　众所周知，美国打伊拉克是为了石油，战略上扼住其他国家的能源咽喉，并且用伊拉克的石油，填补打仗的开销，再多赚的话，那就是战利品了，算盘打得不错。那么，从经济利益的角度看，到目前，显然美国没有得逞，成为国内爆发危机的重要根源之1。

　　据美国国会服务机构2008.07.26公布的1份报告称，从2003年开始打伊拉克战争，美国政府花费了6480亿美元，而当年的越南战争耗资6860亿美元。到了今年的9月份，又援引两名专家最新出版的1本书的内容说，至9月30日，即2008财政年度结束时，美国为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的拨款达到8450亿美元，现今“烧钱”速度3倍于伊拉克战争早期阶段。主要战事结束后，联合国给予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在伊执行任务的授权，是到2008年的年底到期，然而美军仍想赖在伊拉克，就让伊拉克政府搞1份驻伊美军地位协议，以使美军继续驻扎合法化，原计划今年7月份正式签署，结果1拖再拖，待到草案1出来，引发伊拉克国内民众不满，组织了大规模，要求美军立即撤离，伊拉克政府就修改部分条款，到目前还在交涉当中。总之，美军1日不撤离伊拉克，就要以3倍于伊拉克战争早期阶段的速度，继续“烧钱”。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和哈佛大学的教授比尔姆斯，也曾经帮美国政府算了笔账，认为最终美国为伊拉克战付出的代价，可能超过2万亿美元。

　　高德娱乐

　　根据“全球政策论坛”的调查，伊拉克储藏有大约2000亿桶的高品质原油，储量居世界第2，而且开采成本很低。伊拉克巴士拉大学经济学教授纳比利·马苏米在2007年的说法是，伊拉克已探明80块油田，当时正在开采的有20块，储量为1400亿桶。总之，伊拉克石油资源丰富。在上世纪70年代，伊拉克实行石油工业国有化，美英的4家大石油公司被排除在外。伊拉克石油产量最高峰，是在1979年，当时达到了日产370万桶的规模。到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前，这个数字下降到了260万桶。直到2007年石油法通过的时候，伊拉克的石油产量比战前还要低1些。

　　2003年美军占领伊拉克以后，美国当然想开采伊拉克的石油，只是，除了反美武装的袭击捣乱，当时沙特也站出来，说你美国无权开采伊拉克的石油，必须等到伊拉克新政府成立，再作处理。直到2005年的5月，萨达姆后的首届正式政府，才得以艰难诞生，当年通过的伊拉克宪法草案中，有允许外国公司在石油工业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条款，为美国在伊拉克采油提供了宪法依据。又到了2007年的7月，伊拉克才终于通过了多次修改的石油法草案，根据该法案，英国石油公司、壳牌以及埃克森美孚等英美石油巨头，可获得30年的伊拉克石油开采合同，其在合同的初期，可以获得75%的利润，直到开采成本完全被收回，此后仍可以继续获得20%的利润。伊拉克石油法案通过时，美国环保组织就宣称，按照这个石油产量分成协议，即便

　　以每桶原油40美元的低价计算，伊拉克在未来30年间，将损失740亿到1940亿美元，如果石油价格持续上涨，那么伊拉克的损失就会更为惊人，至少会达到数千亿美元。而为了平息国内的压力，伊拉克石油部长就出来讲线%已发现的伊拉克油田，由国有的伊拉克国家石油公司开发运营，正在生产石油的油田未来仍将全部由伊拉克国家石油公司控制，那些已经探明但未开始生产石油的油田，由联邦油气委员会安排开发。根据这个说法，外资公司开采的油田，将是那些已经探明但未开始生产的油田，比例低于探明油田的20%，外资石油公司自己投资采油，初期利润伊拉克得25%、外资石油公司得75%，外资石油公司用这75%的利润收回成本后，再采油的利润伊拉克得80%，外资石油公司得20%，直到30年合同到期为止。至于尚未探明的部分，应该还有不少，但就没有明说以后怎么办。

　　综合判断，美国在伊拉克采油，目前处于投资及回收成本的阶段，还不至于快到净获利。如果这个判断成立，就是说，到目前为止，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巨额“烧钱”，却没有得到多少回报，纯粹是个赔钱的买卖，美国欠下那么多国债，也从侧面反映了这个事实。记得在网上见过这样1种说法，要是美国不做既当又立牌坊的事情，别在伊拉克搞民主，而是直接裸地采油，也许早就赚到了，只是，伊拉克反美武装早有对策，不断搞袭击捣乱，能不能顺利开采呢？事情恐怕不会那么简单。

　　美国新总统选举已经尘埃落定，黑小子奥巴马获胜。这次选举经济议题偏重，但要解决经济的问题，绕不开“反恐战争”，因为所谓的这种战争，目前看越反越恐不说，根本上太“烧钱”，在经济利益上面，又得不到及时回报，已经使美国债台高筑，加之针对中国的金融战争失败，最终引爆美国本土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在选举拉票的过程中，的奥巴马，就抓住共和党布什政府在伊拉克战争中失算的小辫子，连带攻击说，如果麦凯恩当上总统，会在伊拉克越陷越深。麦凯恩阵营马上反击，说奥巴马这是向投降，奥巴马不能背这个黑锅，辩解说是仍要继续反恐，但共和党反恐的目标不对，重点不在伊拉克，而是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听这个意思，似乎会逐步从伊拉克撤军，而把战争重心转向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方面。

　　根据美国国会服务机构在今年7月的那份报告，除去对伊拉克战争的支出，在阿富汗及其他地区反恐的花费，到当时也有2120亿美元。花了这么多钱，从阿富汗不会有经济利益回报，阿富汗赚钱的项目主要是生意，却又主要由控制。与在伊拉克打仗不同，阿富汗多高原山地，和拉登的，凭借这个条件与美军周旋，没有被完全灭绝，反而死灰复燃，约占全球80%产出的生意，则是其资金来源的支柱。美军在阿富汗的驻军约2.6万，加上英、法等国共约3.5万，这些兵力不够用，大多只占领1些城市，而将广阔的山区让于，这种局面与当年前苏联侵略阿富汗时，何其相似乃尔。奥巴马或许是想，从伊拉克撤出兵力，到阿富汗去，1举解决问题，不过，1来经济上只赔不赚，无益于缓解国内危机；2来阿富汗形势日趋复杂，做的生意，与阿富汗政府当局中的许多人，都有着割不断的联系，美国不给阿富汗政府出钱，于是阿富汗政府里的许多人，就暗地里与勾结，通过参与生意搞些补贴，然则，在美军不能彻底铲除的情况下，前些日子，传出1伙法国兵被包围，仓皇逃跑时丢了2枚导弹，以美军为首的北约军如此不济，也难怪阿富汗政府想与和谈了。况且，中国欲拓展“丝绸之路”，上合组织欲整合中亚，美军占据阿富汗是块拌脚石，中俄早已不爽，今年7月，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发言，呼吁借助上合组织和集安组织参与阿富汗反恐，称为了在阿富汗有效地打击及其资金来源的交易，必须积极地利用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力量。在奥运会结束后召开的上合组织峰会上，阿富汗总统作为主席国客人出席会议，表示“阿富汗人民希望摆脱威胁，享有和平生活，感谢所有向阿富汗提供支持和援助的国家，希望同上合组织和国际社会1道，打击和生产，加强经贸等领域务实合作”。在10月底召开的上合组织成员国第7次总理会议上，阿富汗第1副总统马苏德出席会议，希望与上合组织合作重建丝绸之路，呼吁上合组织成员国加大对阿投资力度，并称发展同上合组织成员国的贸易关系是本国政策的优先方向。这些都说明，阿富汗与包括中俄在内的上合组织，联系日益紧密，美国阿富汗将面对来自上合组织的战略压力，当然美国也可以选择与上合组织合作，总之玩家不再只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至于巴基斯坦，情况也是相当的复杂。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接壤地区，是1些不受巴基斯坦中央政府控制，却同情与的部落，美国要求巴基斯坦合作“反恐”，曾威胁若不同意，将把巴基斯坦炸回石器时代，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迫于美国压力，只得答应下来，但受到来自国内的压力，行动中不是那么积极，美国当然不高兴了，干脆逼迫穆沙拉夫下台，先是想把贝·布托扶上去，结果她在2007年12月的1次政治集会上遭到暗杀，其夫“10%回扣先生”扎尔达里接任人民党的领袖。今年8月18日，很想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但无法成行的穆沙拉夫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巴基斯坦举行新总统选举，9月6日扎尔达里当选。

　　之前的9月3日，美国为首的驻阿联军直升机降落在巴基斯坦南瓦济里斯坦部落地区，联军士兵在这次行动中，打死包括3名妇女和4名儿童在内的20多人，是为阿富汗战争爆发以来，美军首次在巴基斯坦境内发动地面袭击。结果就是，这1事件彻底惹恼了巴基斯坦，民众爆发大规模，迫使扎尔达里政府向美国做出罕有的强硬姿态，称巴基斯坦是国家，只有自己的安全人员，才有权在巴基斯坦领土上进行反恐行动；事件发生3周后，巴基斯坦国防顾问突然造访白宫，当面向美国官员表达愤怒之情，对于巴基斯坦的这种强烈反应，1位美国官员称“确实让美国始料未及”。而在事件发生3天后，巴基斯坦军队宣布，由于“安全”原因，美国从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港口上岸，北上白沙瓦，去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后勤补给线，在开布尔山口被禁止通行，这条线路承担美军在阿富汗总补给量约70%的任务，给美军以沉重打击。此后巴基斯坦军队奉命，若是美军再次越境袭击巴基斯坦，将会开火还击，9月26日美军欲第2次越境袭击时，巴基斯坦军队予以阻击，双方枪口抬高1寸，以警告方式交战5分钟，子弹从双方士兵的头上飞过。

　　扎尔达里是个极度亲美的人物，没想到在美国眼里，被轻视到这种程度，居然完全无视其国家，从而引发巴基斯坦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弹。更为不妙的是，受美国金融危机波及，巴基斯坦财政陷入困境，国家面临破产边缘，美国自顾不睱，扎尔达里终于访华求助（迟了些），按说巴基斯坦与中国感情深厚，友谊源远流长，中国又有巨额外汇储备，当年1下子免除非洲百亿美元债务，巴基斯坦所需还不到百亿呢，不过，既然你极度亲美，只好象征性地帮1下了，虽然签署了12份合作协议，但是给美元就只有5个亿，无奈之下，巴基斯坦又向IMF求助去了，巴基斯坦在经济上的依靠，其实还有1个沙特，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沙特对扎尔达里也不怎么感冒。下1步，如果美国全面打到巴基斯坦去“反恐”，经济方面的困境暂且不说，弄不好巴基斯坦会陷入内乱，扎尔达里的总统位子，能不能保得住还是个问题。在地缘政治方面，则会引起中国的关切，以及俄罗斯、印度和伊朗的关切，玩家更不是只有美国1家，这潭子水不可谓不深，本来不怎么擅长国际事务的，以及能力尚待观察的奥巴马，在把仗全面打到巴基斯坦之前，不妨先好好地掂量1番。

　　2001年9月11日，美国本土遭到，1时震动全球。美国这个所谓的唯1的超级大国，显然是被打疼了，后来的事情都知道了，小布什政府高举“反恐”大旗，发动针对阿富汗政权及拉登的战争，又在2003年绕过联合国，悍然发动侵略伊拉克的战争。打到现在，从重创中逐渐恢复，拉登也没有逮着，伊拉克乱象丛生，战争仍然看不到尽头。

　　2004年10月29日，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播放了1段拉登对美国民众发表讲话的录像带，首次承认是他下令发动了“9·11”袭击，这段讲线分钟，其中谈到袭击美国的原由，是由于对美国偏袒以色列的中东政策感到非常失望。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时，以军对贝鲁特的高层建筑和民居，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摧毁，眼看着1幢幢高楼大厦倒在以军的炮火下，亲眼目睹了这1惨状的拉登极其痛恨以色列，更痛恨袒护以色列的美国，到：“当我看着黎巴嫩的高楼大厦毁于1旦，我的脑海里立即闪过1个念头：这些暴君应该受到同样的惩罚，我们也应该炸毁美国的高楼大厦，这样的话他们才能尝到无辜妇女孩子被屠杀的痛苦。”当拉登讲这些话的时候，美军早已侵占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以至于有人怀疑，美国只是借9.11出击战略要地，推行全球军事霸权，其实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美国“先发制人”攻打伊拉克，还想打伊朗，期间策动1些独联体国家搞“”，实行北约东扩到达俄罗斯家门口，对中国的围堵也1直没有消停。

　　美国对阿富汗、伊拉克的主要战事，都是比较快速地解决，如果真象美国战前宣传的那样美好，实行了民主的伊拉克和阿富汗，能够享有和平、富足与尊严，那么，就算美国再干掉伊朗政权，说不准也能成为现实，但真正的现实是残酷的，美军攻陷后的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惨状，无情地粉碎了这种可能性。美军陷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已经没有能力再去攻打伊朗，甚至连格鲁吉亚也护不住了。导致这种战局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以为可以象改造2战后的德国和日本那样，也可以改造世界，岂料当地各种势力错综复杂，利益冲突不好平衡，反美势力不好对付。更由于美国驻军的胡作非为，乱搞诸如虐囚事件、残杀平民、奸淫掳掠的恶行，激起当地民众的反抗，形成各路反美武装起事，在伊拉克跟美军打城市游击战，在阿富汗和美军打山地游击战。这样几年下来，美国空耗了大量财力、物力、人力，丢弃了捍卫民主、维护人权等道德光环，1个昔日的超级大国，无奈地在世人的眼中沦落。

　　小布什政府没有余力拿下伊朗，这已成定局。近日，奥巴马则表态“不能接受伊朗拥有核武器”，对这句话，是否可以理解为：要是伊朗不造核武器的话，奥巴马政府也不考虑打伊朗。伊朗的问题同样涉及以色列，就在昨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巴拉克与到访的美国国务卿赖斯举行会谈时，还说以色列不会排除任何选项，以应对伊朗的“核威胁”，言外之意可以采取“先发制人”的轰炸之类，但在早些时候，美国明确反对以色列单方面行动，去轰炸伊朗的，理由是伊朗的在地下很深，加固层很厚，以色列炸不透，只有美国有这个能力，连续5次用钻地弹打在同1个点上，才能炸到伊朗的。而伊朗面对无数次军事打击威胁，倒是表现比较硬气，光脚不怕穿鞋的。

　　美国本土爆发危机以后，呈愈演愈烈之势，美国出了个7000亿救市计划，这个钱从哪里来却没有全部落实，后续情况尚不明了。在遭受危机重创之下，理智地讲，美国是有必要实行军事战略收缩，暂时抛开或减轻打仗的包袱，学中国样聚精会神搞建设，1心1意谋发展。如果美国将从中东、中亚战略收缩，代价会是钉子以色列比较难受（美国的犹太人大亨们跟着难受），在伊拉克石油利益的保障能力下降，留下的权力真空由有关方面填补，等等，显然是美国极不情愿意接受的。

　　而在本次美国总统选举过程中，奥巴马为了表示不向投降，有把战火重点烧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意思。但实际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形势，比美军在伊拉克那边还要艰难，奥巴马政府要是真那么干，无疑会冒极大的冒险，不仅无助于解决迫在眉睫的经济危机，反而可能掉进更大的险境当中。比如说，1旦把某些方面逼急了，暗地里给供应些先进武器，就象美国当年支持阿富汗对付前苏联1样，想想美国最终会有什么样的收场？

　　美国遭受9.11，以及后来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失利，根子里是美国自己造成的。最近，奥巴马打着“变革”的旗号，赢得了这次大选。维持伊拉克、阿富汗战争现状，虽然也是1个未来选项，不过这就体现不出什么变革，而要在对外军事战争方面变革，要么实行战略收缩，要么开始新的冒险，如上所述，将成为奥巴马政府的两难选择。也许他们认为，先搞国内的危机处理，打仗的事容后再议，只是，美国危机的根源，正是主张财政赤字的“里根主义”的破产所致，而其主义之所以破产，则是美国连年对外军事战争失利，造成庞大的对内对外债务负担，使得美国联邦政府以及各州政府面临破产的边缘，以及大批民众面临财务破产，而这种状况，又没有通过军事战争本身，或者通过金融货币战争得以化解。因此，其军事战略调整问题，将是躲不过、绕不开的核心议题。据传当年前苏联侵略阿富汗失败后，作为当时的超级大国之1，也是面临国家财政破产，居然跑到新加坡去，请求哪怕借到1800万美元也好，谁能想到超级大国也会沦落到这般田地？

　　短期内，中国的战争风险不在台海在西线论调未必会成为美国国策，但也给我们提了个醒。9月中下旬，美国本土全面爆发金融危机之后，小布什同通电话，点到，过了没几天，美国政府抛出个对售案。美国新总统奥巴马同通电话时，又主动点到。其实中美对话，只要谈到敏感分歧地方，总是1个，多少年来1直如此，最近几次也可以看作是“惯例”，但由于正值危机发作期间，国际势力大洗牌之际，中美再谈台湾线份深意在里边。美国抛出对售案，根据其惯性思维方式，大抵是想以此作为筹码，对冲要求中国出钱为美国埋单救市，相应的，中国提出也可以看作某种要价。最近的相关新闻里说，美国将把60%的战略核潜艇移到太平洋，目标直指中国，应对。表面上看，台海正在成为热点，似乎中美角力，足以爆发战争冲突，其实未必如此，美国学孙子兵法，或许用的是声东击西的招数。陈云林访台已经结束，大3通也实现了，两岸交流与捆绑越来越紧密，和平共处占据主流，短期看并不存在战争风险。

　　各国特别是大国的安全观念发生重大变化，促使其朝着削减国与国对抗，促进国际合作和世界总体安全的方向调整军事和国家安全战略。“9·11”和反恐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安全观。这可从三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层面是各国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重新认识什么是对其安全的现实威胁。在此之前，它们一直把中、俄等非西方国家视为对其威胁之源，并主要以此展开其安全战略布局。“9·11”后它们开始认识到国际才是对其安全的真正威胁，才是它们的主要敌人。美及其盟国表示，打击是它们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当务之急和中心目标。同时，对付国际等非传统安全挑战非一国之力所能奏效，必须进行和加强国际合作。这使得国与国安全关系中的“零和”性质降低，共存与合作共赢意识增强。第二个层面是各国重新认识怎样才能维护国家安全。在传统认识上，一个国家拥有庞大军事力量就能克敌致胜，维护本国安全。“9·11”打破了这种传统理念。美国军事力量世界第一，不但拥有最强大的进攻性武力，还拥有最先进的防御系统，并竭力谋求绝对军事优势以确保其绝对安全。但在奇袭下，所有这些最强大和最先进的攻防手段都不起作用，美国本土遭到空前惨重的打击。这表明，在现代条件下，在非对称手段袭击下，即使掌握绝对优势军力的国家，也无法确保本国的“绝对安全”。

　　【内容提要】竞争优势论的异军突起引发了国际贸易理论界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关系的讨论。本文从这两个理论对国际贸易成因的解释这个争论的焦点入手，首先归纳了比较优势范畴内对国际贸易成因的研究成果，指出这些成果尚待整合，进而从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的概念及来源两个层次进行对比，论证了竞争优势论在客观上是对比较优势论就国际贸易成因研究成果的整合与完善的观点，从而初步确立其作为阶段性成果的地位。

　　19世纪初，李嘉图在斯密的绝对优势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优势论，成为自由贸易理论的基石。100多年来，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基本上没有跳出比较优势的范畴。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教授提出的竞争优势论异军突起，尤其是1990年《国家竞争优势》一书的出版，引发了理论界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关系的热烈讨论。

　　波特对竞争优势的研究经历了从企业和产业层次向国家层次、从参与国内竞争向参与国际竞争演进的过程。他早期的研究，如1980年的《竞争战略》和1985年的《竞争优势》在分析产业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竞争优势的概念。到了1986年的《全球产业竞争》，波特开始将其理论架构延伸到国际竞争的背景当中。而成为里根政府产业竞争力委员会成员的经历，使波特意识到国家环境对于企业竞争的成功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因此他开始探寻一个国家创造并保持其产业竞争优势的因素，终于在1990年出版了《国家竞争优势》。可见，产业竞争力始终是波特研究的核心。当研究重心提升到国家层面和国际竞争后，波特将衡量一国某产业是否具有竞争优势的最佳指标确定为该产业是否具有向众多国家持续、大量出口的能力。这样，在客观上，竞争优势理论对传统的由比较优势引发国际贸易的理念提出了挑战：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究竟哪个是国际贸易的真正动因？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梳理代表国际贸易理论主流的比较优势论与新兴的竞争优势论之间的关系，这对于明确国际贸易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国内对此问题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国家竞争优势》刚刚问世，国内对此理论还缺乏系统的了解，因此，这一时期的相关文献中的某些认识违背了波特竞争优势论的本意，从而不能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对比作出正确的评判（注：如熊贤良虽然开创性地指出了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的一致性，但同时强调一国货币汇率的低估会导致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的分离，使该国在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也能具有竞争优势。而波特认为低估本币虽会带来一时的出口增长，但这不具有可持续性，并将损害该国长久的竞争优势，因而并不认同这种由汇率因素引致的优势（参见波特著《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对波特的竞争优势论已经有了全面的了解，但在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对比中，都把比较优势的概念仅仅停留在20世纪30年代的资源禀赋论的层面上（注：波特本人在其著作中谈到比较优势时，将这一概念限定在资源禀赋论的层面，并认为在现代经济中比较优势概念应该让位于竞争优势概念（参见波特著《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再版序第1页，正文第11、14页），国内学者的上述观点可能是受此影响。），由此，符正平（注：符正平虽然注意到了当代就比较优势内生性和动态性的研究成果，但在与竞争优势的对比时，仍主要将比较优势的概念停留在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时代，强调比较优势采用的是“静态均衡分析方法”，没有将当代比较优势论的研究成果充分纳入其对比分析中。）认为竞争优势概念与比较优势概念是互补的，且在当代，竞争优势更为重要；洪银兴、谢娟认为必须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竞争力；盛晓白甚至认为竞争优势的概念全面超越了比较优势的概念，将会取代比较优势，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

　　俄林在1933年创立的资源禀赋论虽被誉为是比较优势论的集大成之作，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经过这半个世纪的发展，比较优势论已经不再局限于资源禀赋的理念了。随着里昂惕夫之谜的提出，二战后，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20年的大发展时期，再经过20世纪70～80年代的整合归纳，形成了被称为国际贸易新理论的一系列贸易理论，使比较优势论得到了极大的完善和发展。所以，理应将20世纪80年代初的、经过发展了的比较优势论与这一时期诞生的竞争优势论进行比较，才能准确地把握两者的联系和区别。

　　由于对国际贸易成因的阐释是国际贸易理论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也是学术界就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关系论争的一大焦点，因此本文将就比较优势论和竞争优势论对这一问题的解释进行比较。又由于比较优势论基本代表了至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和主流，因此这一比较也将揭示竞争优势论在国际贸易成因探索历程中的贡献及其地位。

　　1776年亚当·斯密提出绝对优势论，认为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异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原因。1817年大卫·李嘉图发展了绝对优势论，提出比较优势论，认为只要两国在生产成本上存在相对差异，即生产两种商品的成本比例存在不同，就能产生互利贸易。由于斯密和李嘉图所使用的成本概念是指劳动成本，即生产单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在将其转化为商品的货币成本后，便会发现不论是绝对优势还是比较优势都意味着具有货币成本绝对低廉的优势。正如李嘉图本人在阐述了比较成本模型后，紧接着指出：“因此，毛呢在葡萄牙所能换得的黄金如果不比输出国所费的黄金多，就不可能输入葡萄牙；葡萄酒在英国所能换得的黄金如果不比葡萄牙所费的黄金多，便也不可能输入英国”。又由于斯密和李嘉图使用的都是完全竞争模型，因此生产的货币成本等于销售价格。所以，对李嘉图的以上表述可以归纳为，只有当一国生产某商品的货币成本（同时也是其国内销售价格）绝对地低于另一国家国内同一商品的销售价格（同时也是其国内生产成本）时，国际贸易才会产生。俄林将此概括为：“贸易的立即原因，永远是按货币表示的商品能从区外比在区内生产更便宜地买进”。

　　1933年，俄林在继承赫克歇尔的思想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资源禀赋论，指出各国在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禀赋方面存在的差异，是最终导致各国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的根源。这样就将国际贸易的成因进一步建立在了外生性生产要素的禀赋差异的客观基础之上。20世纪50年代以来产生的国际贸易新理论在比较优势的范畴内进一步补充和发展了对国际贸易成因的解释。被统称为新要素理论的诸多理论分别引入了技术要素、人力技能要素、研究与开发要素、信息要素、规模经济和管理要素等等内生性的生产要素，丰富了对比较优势来源的解释。格雷和兰卡斯特在产业内贸易理论中引入了商品异质性的概念。异质性为每种商品提供了有别于其他同类商品的特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相对于同类商品的非价格形式的垄断优势。商品的异质性成为了继商品价格的国际绝对差异之外的另一种引发国际贸易的直接原因。林德提出的代表性需求理论摆脱了以往从供给角度阐释国际贸易成因的束缚，开辟了从需求角度进行研究的新视角。国际贸易动态理论则认为，比较优势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因素。由筱原三代平提出的“动态比较成本说”指出，一国可以通过政府政策干预，开发要素资源，形成比较优势。

　　强调内生性生产要素的作用、引入商品异质性的概念、关注需求因素、提出比较优势动态化的观念，国际贸易新理论极大地补充和完善了比较优势论对国际贸易成因的解释，使当代的比较优势理论远远超越了20世纪30年代资源禀赋论的理念。

　　为了便于和竞争优势论的比较，笔者将比较优势论解释国际贸易成因的逻辑结构大致归纳如图1所示。该图仅仅是将比较优势范畴内的众多理论简单拼接而成的，事实上还不存在一个能够涵盖整个逻辑结构、完整地描述国际贸易成因的理论。

　　比较优势范畴内的每种理论都对国际贸易的成因提供了一种独到的看法。虽然各理论之间有着一定的互补性，但总体而言，汇聚于比较优势范畴内的理论为数众多，略显纷繁、杂乱，具体表现为从形式上看，各理论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比如，作为比较优势来源的各种因素之间会发生怎样的相互影响？对于这类涉及数个理论间相互关系的问题，我们尚无法直接找到答案。此外，比较优势理论体系内对同一主题的论述又往往散见于诸多理论之中。比如，就生产要素在比较优势形成中的作用这个主题，资源禀赋论和统称为新要素理论的许多理论各就某一特定种类的要素的作用作了静态的阐述，产品生命周期论就产品生命周期中由于产品要素密集性的变化而引发的比较优势的转移作了论述，“动态比较成本说”提出了要素的动态开发可以扭转比较成本的劣势、创造比较优势的观点。因此，有必要对上述理论进行归纳，形成统一的要素理论。

　　从客观上看，在对国际贸易成因的解释方面，竞争优势论整合了比较优势论的观点，并有所补充和完善。

　　迈克尔·波特在《竞争优势》一书中指出：“竞争优势有两种形式：成本领先和标歧立异”。他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对此进一步表述为：“企业要在国际竞技场中获胜，它的竞争优势不外是以较低的生产成本或与众不同的产品特性来取得最佳价格”。

　　可见，竞争优势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同质商品的生产上由低成本所带来的低价格竞争优势，另一种是由商品异质性所带来的竞争优势，这与比较优势的两种表现形式，即由同质商品的价格（成本）差异产生的比较优势以及由商品的品质差异产生的比较优势，恰好能够一一对应。可见，竞争优势的概念与比较优势的概念是等同的，都揭示了国际贸易的直接原因。

　　波特创立了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来分析竞争优势的来源，该理论在客观上也是对比较优势来源的众多解释的整合与完善。

　　1.国家竞争优势菱形中的4个关键要素高德娱乐。波特认为，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其所在国的国家竞争优势。他用国家竞争优势菱形描绘了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4个关键因素。

　　(1)生产要素。波特把生产要素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两种。初级生产要素包括天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人工和半技术人工等，这些要素是被动继承的，或是仅需要简单的私人及社会投资就能拥有的。这与比较优势论中的外生性生产要素概念基本是一致的。高级生产要素通常是创造出来的，包括现代化通信的基础设施、高等教育人力以及大学研究所等，它们是比较优势论中的内生性生产要素，如信息、人力技能、技术、研发的载体或创造者。波特进一步指出，除了在天然产品或农业为主的产业以及对技能要求不高或技术已经普及的产业，初级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低。一个国家想要通过生产要素建立起产业的强大且持久的竞争优势，则必须发展高级生产要素。但同时，初级生产要素的数量与素质又是创造高级生产要素所不能缺少的基础。可见，竞争优势论的生产要素观不仅整合了比较优势论中的众多要素理论，而且其就两类生产要素的相对地位与相互关系的论述更是对要素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波特还认为：“生产要素优势有它重要的动力特征，象知识、科学或产品改善等高级生产要素的标准就是持续发展的”，“生产要素如果不能持续升级和专业化，它对竞争优势的阶值就会越来越低”。因此，他主张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和个人应共同对高级生产要素进行持续性的投资，刺激其发展。竞争优势论强调对生产要素进行动态地开发和升级以获得持续性的竞争优势，这和比较优势论中的动态理论不谋而合。

　　(2)需求条件。波特认为，国内市场的需求会刺激企业的改进和创新，是产业发展的动力，同时，内需市场的大小对企业能否形成规模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些观点与林德的代表性需求理论是完全一致的。林德的理论进一步通过国家间存在需求结构的相似性来解释发达国家间的水平贸易现象。但波特认为，这样的解释尚无法说明偏好相似的国家间贸易的流向。他指出，即便是需求结构相似的国家，仍然存在着各自特有的需求特点，而正是这些需求的差异之处使不同国家在不同产品或产业上具备了竞争优势（注：波特曾举瑞典为例，该国的发电厂集中在南部，而能源密集型产业集中于北部，这种独特的内需市场的特点使得瑞典在远距离高压电传输设备中领先全球。）。

　　(3)相关及支持性产业。波特开创性地把产业集群理论与国际竞争力的形成联系起来。他认为一个产业若要形成竞争优势，就不能缺少世界一流的供应商，而且彼此之间必须维持紧密的合作关系。如果在一个国家的一定区域内能为某个产业聚集起健全而且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相关和支持性产业，从而形成强大的产业集群，则不仅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而且有助于改进激励方式，创造出信息、专业化制度、名声等集体财富，更能改善创新的条件，因此，更容易形成产业的竞争优势。这个观察问题的角度是比较优势论所未曾涉及的。

　　高德娱乐

　　(4)企业战略、结构和同业竞争。虽然产业内贸易理论已将比较优势的研究从国家和产业层面部分地引向了对微观企业行为（如销售政策、品牌战略）的探讨，但波特作为企业战略管理领域的教授，他对竞争优势的研究历程是从企业的竞争战略入手，逐步推进至对国家竞争优势的研究，因此他对于微观企业层面的阐述更为独到和深入。波特认为，企业的目标、战略和组织结构往往随产业和国情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各种差异条件的最佳组合便形成了国家竞争优势。来自本国竞争者的压力会使企业时时有落后的忧患意识和超前的欲望，是推动企业创新的动力。更为重要的是，“强劲的良性国内市场竞争与随之而来的长期竞争优势，事实上是外国竞争者无法复制的”。这些观点都是比较优势论所忽视的。

　　2.四个关键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强调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这是竞争优势论的一大特点，也是比较优势理论体系所欠缺的地方。波特认为：“如果企业只依靠一项关键要素竞争，除非能由此扩张出其他关键要素，否则连保持经营都会有困难。”国家竞争优势菱形中的每个关键要素的效果都建立在其他要素的配合之上，各要素是相互依赖的，每个要素都会强化或改变其他要素的表现。波特在其著作中详细列示了每种要素对其他3种要素可能产生的影响，并指出：“要能将这些因素交错运用、形成企业自我强化的优势，才是外国竞争对手无法模仿或摧毁的。”可见，4个关键要素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制约、相互强化的一个系统，从而使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成为一个融合的整体。

　　综上所述，竞争优势的概念和比较优势的概念是一致的，而国家竞争优势论客观上是对比较优势来源的解释中所包含的众多理论的归类和整合。同时，由于波特的研究历程是从企业到产业再到国家，与比较优势研究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的路径正好相反，由此产生的不同视角使竞争优势论较比较优势论有所创新，尤其是竞争优势论中关于企业战略、同业竞争以及产业集群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的研究弥补了比较优势论在此领域的空白。

　　竞争优势论对国际贸易成因的描述形成了如图2所示的结构，可以把它视为是对经过二战后蓬勃发展的比较优势论就国际贸易成因的探索成果的一次初步成功的整合和进一步的完善。但是，该整合尚未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比如，就分析手段而言，比较优势分析采用的是一般均衡的分析法，指出一国在拥有比较优势的同时必然也拥有比较劣势，因而几乎每个国家都能参与国际分工、开展国际贸易（注：在忽略运输和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出现两国在各种商品生产上的成本比例完全一致的现象。），而竞争优势分析主要采用的是局部均衡的分析方法，只是通过各国环境存在差异并且资源毕竟有限的角度认为每个国家应该能够找到在本国生产最为有利的商品，但这仅仅是种可能性，而非必然性。可见虽然局部均衡分析与一般均衡分析形成互补，但毕竟无法涵盖一般均衡分析的全部，给竞争优势模型留下了遗憾。

　　竞争优势论创立至今不过10余年，还是一个年轻的理论，其自身仍处于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之中。通过对比较优势理念更为深入和全面吸收，经过不断磨合，竞争优势论将进一步确立其在国际贸易成因探索历程中作为阶段性成果的地位。同时，比较优势的理念仍将作为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理念，在竞争优势的外衣下不断充实和完善，继续指导各国的贸易实践。

　　[2]熊贤良：《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分离和结合》，《国际贸易问题》，1991年第6期。

　　[3]翼名峰：《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国际贸易问题》，1995年第2期。

　　[4]符正平：《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比较分析——兼论新竞争经济学及其启示》，《国际贸易问题》，1999年第8期。

　　[5]洪银兴：《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兼论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理论的缺陷》，《经济研究》，1997年第6期。

　　[6]谢娟：《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对比研究》，《国际经贸探索》，2001年第4期。

　　[7]盛晓白：《简评竞争优势理论》，《国际贸易问题》，1998年第8期。

　　[8]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15页。

　　[9]bertil ohlin：《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8年版第3-4页。

　　[10]唐海燕：《现代国际贸易的理论与政策》，广东汕头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178页。

　　19世纪初，李嘉图在斯密的绝对优势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优势论，成为自由贸易理论的基石。100多年来，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基本上没有跳出比较优势的范畴。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教授提出的竞争优势论异军突起，尤其是1990年《国家竞争优势》一书的出版，引发了理论界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关系的热烈讨论。

　　波特对竞争优势的研究经历了从企业和产业层次向国家层次、从参与国内竞争向参与国际竞争演进的过程。他早期的研究，如1980年的《竞争战略》和1985年的《竞争优势》在分析产业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竞争优势的概念。到了1986年的《全球产业竞争》，波特开始将其理论架构延伸到国际竞争的背景当中。而成为里根政府产业竞争力委员会成员的经历，使波特意识到国家环境对于企业竞争的成功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因此他开始探寻一个国家创造并保持其产业竞争优势的因素，终于在1990年出版了《国家竞争优势》。可见，产业竞争力始终是波特研究的核心。当研究重心提升到国家层面和国际竞争后，波特将衡量一国某产业是否具有竞争优势的最佳指标确定为该产业是否具有向众多国家持续、大量出口的能力。这样，在客观上，竞争优势理论对传统的由比较优势引发国际贸易的理念提出了挑战：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究竟哪个是国际贸易的真正动因？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梳理代表国际贸易理论主流的比较优势论与新兴的竞争优势论之间的关系，这对于明确国际贸易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国内对此问题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国家竞争优势》刚刚问世，国内对此理论还缺乏系统的了解，因此，这一时期的相关文献中的某些认识违背了波特竞争优势论的本意，从而不能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对比作出正确的评判（注：如熊贤良虽然开创性地指出了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的一致性，但同时强调一国货币汇率的低估会导致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的分离，使该国在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也能具有竞争优势。而波特认为低估本币虽会带来一时的出口增长，但这不具有可持续性，并将损害该国长久的竞争优势，因而并不认同这种由汇率因素引致的优势（参见波特著《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对波特的竞争优势论已经有了全面的了解，但在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对比中，都把比较优势的概念仅仅停留在20世纪30年代的资源禀赋论的层面上（注：波特本人在其著作中谈到比较优势时，将这一概念限定在资源禀赋论的层面，并认为在现代经济中比较优势概念应该让位于竞争优势概念（参见波特著《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再版序第1页，正文第11、14页），国内学者的上述观点可能是受此影响。），由此，符正平（注：符正平虽然注意到了当代就比较优势内生性和动态性的研究成果，但在与竞争优势的对比时，仍主要将比较优势的概念停留在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时代，强调比较优势采用的是“静态均衡分析方法”，没有将当代比较优势论的研究成果充分纳入其对比分析中。）认为竞争优势概念与比较优势概念是互补的，且在当代，竞争优势更为重要；洪银兴、谢娟认为必须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竞争力；盛晓白甚至认为竞争优势的概念全面超越了比较优势的概念，将会取代比较优势，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

　　俄林在1933年创立的资源禀赋论虽被誉为是比较优势论的集大成之作，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经过这半个世纪的发展，比较优势论已经不再局限于资源禀赋的理念了。随着里昂惕夫之谜的提出，二战后，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20年的大发展时期，再经过20世纪70～80年代的整合归纳，形成了被称为国际贸易新理论的一系列贸易理论，使比较优势论得到了极大的完善和发展。所以，理应将20世纪80年代初的、经过发展了的比较优势论与这一时期诞生的竞争优势论进行比较，才能准确地把握两者的联系和区别。

　　由于对国际贸易成因的阐释是国际贸易理论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也是学术界就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关系论争的一大焦点，因此本文将就比较优势论和竞争优势论对这一问题的解释进行比较。又由于比较优势论基本代表了至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和主流，因此这一比较也将揭示竞争优势论在国际贸易成因探索历程中的贡献及其地位。

　　1776年亚当·斯密提出绝对优势论，认为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异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原因。1817年大卫·李嘉图发展了绝对优势论，提出比较优势论，认为只要两国在生产成本上存在相对差异，即生产两种商品的成本比例存在不同，就能产生互利贸易。由于斯密和李嘉图所使用的成本概念是指劳动成本，即生产单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在将其转化为商品的货币成本后，便会发现不论是绝对优势还是比较优势都意味着具有货币成本绝对低廉的优势。正如李嘉图本人在阐述了比较成本模型后，紧接着指出：“因此，毛呢在葡萄牙所能换得的黄金如果不比输出国所费的黄金多，就不可能输入葡萄牙；葡萄酒在英国所能换得的黄金如果不比葡萄牙所费的黄金多，便也不可能输入英国”。又由于斯密和李嘉图使用的都是完全竞争模型，因此生产的货币成本等于销售价格。所以，对李嘉图的以上表述可以归纳为，只有当一国生产某商品的货币成本（同时也是其国内销售价格）绝对地低于另一国家国内同一商品的销售价格（同时也是其国内生产成本）时，国际贸易才会产生。俄林将此概括为：“贸易的立即原因，永远是按货币表示的商品能从区外比在区内生产更便宜地买进”。

　　1933年，俄林在继承赫克歇尔的思想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资源禀赋论，指出各国在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禀赋方面存在的差异，是最终导致各国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的根源。这样就将国际贸易的成因进一步建立在了外生性生产要素的禀赋差异的客观基础之上。20世纪50年代以来产生的国际贸易新理论在比较优势的范畴内进一步补充和发展了对国际贸易成因的解释。被统称为新要素理论的诸多理论分别引入了技术要素、人力技能要素、研究与开发要素、信息要素、规模经济和管理要素等等内生性的生产要素，丰富了对比较优势来源的解释。格雷和兰卡斯特在产业内贸易理论中引入了商品异质性的概念。异质性为每种商品提供了有别于其他同类商品的特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相对于同类商品的非价格形式的垄断优势。商品的异质性成为了继商品价格的国际绝对差异之外的另一种引发国际贸易的直接原因。林德提出的代表性需求理论摆脱了以往从供给角度阐释国际贸易成因的束缚，开辟了从需求角度进行研究的新视角。国际贸易动态理论则认为，比较优势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因素。由筱原三代平提出的“动态比较成本说”指出，一国可以通过政府政策干预，开发要素资源，形成比较优势。

　　强调内生性生产要素的作用、引入商品异质性的概念、关注需求因素、提出比较优势动态化的观念，国际贸易新理论极大地补充和完善了比较优势论对国际贸易成因的解释，使当代的比较优势理论远远超越了20世纪30年代资源禀赋论的理念。

　　为了便于和竞争优势论的比较，笔者将比较优势论解释国际贸易成因的逻辑结构大致归纳如图1所示。该图仅仅是将比较优势范畴内的众多理论简单拼接而成的，事实上还不存在一个能够涵盖整个逻辑结构、完整地描述国际贸易成因的理论。

　　比较优势范畴内的每种理论都对国际贸易的成因提供了一种独到的看法。虽然各理论之间有着一定的互补性，但总体而言，汇聚于比较优势范畴内的理论为数众多，略显纷繁、杂乱，具体表现为从形式上看，各理论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比如，作为比较优势来源的各种因素之间会发生怎样的相互影响？对于这类涉及数个理论间相互关系的问题，我们尚无法直接找到答案。此外，比较优势理论体系内对同一主题的论述又往往散见于诸多理论之中。比如，就生产要素在比较优势形成中的作用这个主题，资源禀赋论和统称为新要素理论的许多理论各就某一特定种类的要素的作用作了静态的阐述，产品生命周期论就产品生命周期中由于产品要素密集性的变化而引发的比较优势的转移作了论述，“动态比较成本说”提出了要素的动态开发可以扭转比较成本的劣势、创造比较优势的观点。因此，有必要对上述理论进行归纳，形成统一的要素理论。

　　从客观上看，在对国际贸易成因的解释方面，竞争优势论整合了比较优势论的观点，并有所补充和完善。

　　迈克尔·波特在《竞争优势》一书中指出：“竞争优势有两种形式：成本领先和标歧立异”。他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对此进一步表述为：“企业要在国际竞技场中获胜，它的竞争优势不外是以较低的生产成本或与众不同的产品特性来取得最佳价格”。

　　可见，竞争优势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同质商品的生产上由低成本所带来的低价格竞争优势，另一种是由商品异质性所带来的竞争优势，这与比较优势的两种表现形式，即由同质商品的价格（成本）差异产生的比较优势以及由商品的品质差异产生的比较优势，恰好能够一一对应。可见，竞争优势的概念与比较优势的概念是等同的，都揭示了国际贸易的直接原因。

　　波特创立了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来分析竞争优势的来源，该理论在客观上也是对比较优势来源的众多解释的整合与完善。

　　1.国家竞争优势菱形中的4个关键要素。波特认为，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其所在国的国家竞争优势。他用国家竞争优势菱形描绘了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4个关键因素。

　　(1)生产要素。波特把生产要素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两种。初级生产要素包括天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人工和半技术人工等，这些要素是被动继承的，或是仅需要简单的私人及社会投资就能拥有的。这与比较优势论中的外生性生产要素概念基本是一致的。高级生产要素通常是创造出来的，包括现代化通信的基础设施、高等教育人力以及大学研究所等，它们是比较优势论中的内生性生产要素，如信息、人力技能、技术、研发的载体或创造者。波特进一步指出，除了在天然产品或农业为主的产业以及对技能要求不高或技术已经普及的产业，初级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低。一个国家想要通过生产要素建立起产业的强大且持久的竞争优势，则必须发展高级生产要素。但同时，初级生产要素的数量与素质又是创造高级生产要素所不能缺少的基础。可见，竞争优势论的生产要素观不仅整合了比较优势论中的众多要素理论，而且其就两类生产要素的相对地位与相互关系的论述更是对要素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波特还认为：“生产要素优势有它重要的动力特征，象知识、科学或产品改善等高级生产要素的标准就是持续发展的”，“生产要素如果不能持续升级和专业化，它对竞争优势的阶值就会越来越低”。因此，他主张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和个人应共同对高级生产要素进行持续性的投资，刺激其发展。竞争优势论强调对生产要素进行动态地开发和升级以获得持续性的竞争优势，这和比较优势论中的动态理论不谋而合。

　　(2)需求条件。波特认为，国内市场的需求会刺激企业的改进和创新，是产业发展的动力，同时，内需市场的大小对企业能否形成规模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些观点与林德的代表性需求理论是完全一致的。林德的理论进一步通过国家间存在需求结构的相似性来解释发达国家间的水平贸易现象。但波特认为，这样的解释尚无法说明偏好相似的国家间贸易的流向。他指出，即便是需求结构相似的国家，仍然存在着各自特有的需求特点，而正是这些需求的差异之处使不同国家在不同产品或产业上具备了竞争优势（注：波特曾举瑞典为例，该国的发电厂集中在南部，而能源密集型产业集中于北部，这种独特的内需市场的特点使得瑞典在远距离高压电传输设备中领先全球。）。

　　(3)相关及支持性产业。波特开创性地把产业集群理论与国际竞争力的形成联系起来。他认为一个产业若要形成竞争优势，就不能缺少世界一流的供应商，而且彼此之间必须维持紧密的合作关系。如果在一个国家的一定区域内能为某个产业聚集起健全而且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相关和支持性产业，从而形成强大的产业集群，则不仅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而且有助于改进激励方式，创造出信息、专业化制度、名声等集体财富，更能改善创新的条件，因此，更容易形成产业的竞争优势。这个观察问题的角度是比较优势论所未曾涉及的。

　　(4)企业战略、结构和同业竞争。虽然产业内贸易理论已将比较优势的研究从国家和产业层面部分地引向了对微观企业行为（如销售政策、品牌战略）的探讨，但波特作为企业战略管理领域的教授，他对竞争优势的研究历程是从企业的竞争战略入手，逐步推进至对国家竞争优势的研究，因此他对于微观企业层面的阐述更为独到和深入。波特认为，企业的目标、战略和组织结构往往随产业和国情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各种差异条件的最佳组合便形成了国家竞争优势。来自本国竞争者的压力会使企业时时有落后的忧患意识和超前的欲望，是推动企业创新的动力。更为重要的是，“强劲的良性国内市场竞争与随之而来的长期竞争优势，事实上是外国竞争者无法复制的”。这些观点都是比较优势论所忽视的。

　　2.四个关键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强调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这是竞争优势论的一大特点，也是比较优势理论体系所欠缺的地方。波特认为：“如果企业只依靠一项关键要素竞争，除非能由此扩张出其他关键要素，否则连保持经营都会有困难。”国家竞争优势菱形中的每个关键要素的效果都建立在其他要素的配合之上，各要素是相互依赖的，每个要素都会强化或改变其他要素的表现。波特在其著作中详细列示了每种要素对其他3种要素可能产生的影响，并指出：“要能将这些因素交错运用、形成企业自我强化的优势，才是外国竞争对手无法模仿或摧毁的。”可见，4个关键要素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制约、相互强化的一个系统，从而使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成为一个融合的整体。

　　综上所述，竞争优势的概念和比较优势的概念是一致的，而国家竞争优势论客观上是对比较优势来源的解释中所包含的众多理论的归类和整合。同时，由于波特的研究历程是从企业到产业再到国家，与比较优势研究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的路径正好相反，由此产生的不同视角使竞争优势论较比较优势论有所创新，尤其是竞争优势论中关于企业战略、同业竞争以及产业集群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的研究弥补了比较优势论在此领域的空白。

　　竞争优势论对国际贸易成因的描述形成了如图2所示的结构，可以把它视为是对经过二战后蓬勃发展的比较优势论就国际贸易成因的探索成果的一次初步成功的整合和进一步的完善。但是，该整合尚未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比如，就分析手段而言，比较优势分析采用的是一般均衡的分析法，指出一国在拥有比较优势的同时必然也拥有比较劣势，因而几乎每个国家都能参与国际分工、开展国际贸易（注：在忽略运输和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出现两国在各种商品生产上的成本比例完全一致的现象。），而竞争优势分析主要采用的是局部均衡的分析方法，只是通过各国环境存在差异并且资源毕竟有限的角度认为每个国家应该能够找到在本国生产最为有利的商品，但这仅仅是种可能性，而非必然性。可见虽然局部均衡分析与一般均衡分析形成互补，但毕竟无法涵盖一般均衡分析的全部，给竞争优势模型留下了遗憾。

　　竞争优势论创立至今不过10余年，还是一个年轻的理论，其自身仍处于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之中。通过对比较优势理念更为深入和全面吸收，经过不断磨合，竞争优势论将进一步确立其在国际贸易成因探索历程中作为阶段性成果的地位。同时，比较优势的理念仍将作为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理念，在竞争优势的外衣下不断充实和完善，继续指导各国的贸易实践。

　　[2]熊贤良：《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分离和结合》，《国际贸易问题》，1991年第6期。

　　[3]翼名峰：《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国际贸易问题》，1995年第2期。

　　[4]符正平：《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比较分析——兼论新竞争经济学及其启示》，《国际贸易问题》，1999年第8期。

　　[5]洪银兴：《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兼论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理论的缺陷》，《经济研究》，1997年第6期。

　　[6]谢娟：《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对比研究》，《国际经贸探索》，2001年第4期。

　　[7]盛晓白：《简评竞争优势理论》，《国际贸易问题》，1998年第8期。

　　[8]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15页。

　　[9]bertilohlin：《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8年版第3-4页。

　　[10]唐海燕：《现代国际贸易的理论与政策》，广东汕头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178页。

　　在谈到本届大会在主题和内容设置上的考虑时，周明伟说，第三届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是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特别是在新一届集体上任半年多以来，在一系列重大对外交往的理论和实践取得重要突破的背景下召开的，也是在国际舆论发生一些新变化，产生一些新趋势的背景下召开的。在这个大背景下，将这次理论研讨会的主题确定为“全球传播：新趋势·新媒体·新实践”。

　　具体的议题有一部分是延续了第一、二届研讨会的话题，但也有一些新的话题。议题包括中国梦的国际传播，国家传播战略的理论和实践，国际传播的话语体系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国际舆情和国际受众研究，国家形象和城市形象等，内容相当丰富。

　　周明伟强调，大会议题总体来说还是围绕着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围绕十以来新一届集体在对外宣传、对外交往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一系列重大突破和重要举措，围绕国际舆论环境的一些新情况、新趋势展开讨论。归纳来说，主要是围绕四个方面的议题进行讨论。

　　第一是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理念的传播。周明伟认为，国际社会在延续二三十年关注中国，特别是关注中国经济辉煌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关心中国经济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关注一系列经济数字发生重大变化所体现出的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过去二三十年来所形成的发展理念、理论、道路和中国文化发展的新成就，以及中国人的价值观。因此如何向世界说明中国执政党的执政理念、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追求，既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也是我们向世界说明中国的一个重大课题。

　　第二是中国的话语影响力和话语权问题。在向世界说明中国的过程中，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中国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在中国同世界联系的紧密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很多新的理念，一些中国特色的概念表达同国际社会的既定表达产生了冲突或找不到恰当的表达方式。”目前中国话语的影响力，解释中国道路、理念的能力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相适应，还有很大差距。

　　他提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要不断适应并影响原有的规则及话语体系，也要形成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并且让自己的话语体系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发挥作用，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艰巨的挑战。我们的话语权建设有多大影响力，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国际形象，影响到所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

　　第三是新技术应用和新媒体传播。周明伟说，这是过去两届研讨会中重要的关注点，也是大家讨论比较充分、热烈的一个话题。但是仅仅一两年的时间又产生了很多新的情况，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应用，传播的形式和内容都进一步向着多元、多样、多变的方向发展。由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传播内容和形式的变化，也是这次会议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的国际传播如何适应，如何运用新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是我们每一个传播工作者要关注的内容。”

　　第四是中国国家形象传播。周明伟曾多次对媒体谈到，在媒体之外，现在传播中国形象的载体越来越多地为中国制造的产品和中国人所承担起来。他强调，如何提升我们中国制造产品的形象，提升中国人的形象，通过系统工程来丰富中国产品和中国人在传载中国形象过程中的作用和能力，这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现实课题。

　　谈到作为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的承办方——中国外文局，近年来在传播理论研究和传播实践创新方面的探索时，周明伟说，在过去超过十年的国际理论传播研究过程中，外文局始终围绕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的重大课题和国际社会的重大关注来研究国际舆论趋势，研究应对策略，研究各种新的对外传播尝试。不断的创新和探索是这些年传播理论研究取得成绩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因为这种创新精神和探索精神，使外文局有机会集聚到国内一批优秀的传播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形成了相对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优势。

　　周明伟特别提到该研讨会的承办方之一——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他说，今年正好是对外传播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这次会议也是其十年研究成果的重要巡礼。“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依托我国对外传播理论研究的整体实践成果，在搭建平台，形成氛围，聚集资源方面取得了成绩。”

　　在对外传播实践的过程中，外文局另外一个持续下大工夫做的是本土化战略。周明伟介绍说，本土化战略首先依托于外文局六十多年来多语种、多媒体的对外传播实践，包括10多个出版社、将近30多个网站和20多本杂志。外文局书刊本土化的历程已经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但在过去10年发展迅速，无论是语种、地区范围都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和进步。实践证明，书刊本土化有效地推动了中国与所在国的文化交流，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

　　“我们将争取更多的资源，更深入地推进外语书刊的本土化，并且依托它们延伸我们各种文化产品在当地的影响力，发挥好外语书刊用别人的语言讲中国故事的作用。”周明伟说。

　　周明伟认为，对外传播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是一项新事业，这项事业是同中国改革开放相关联的，是从中国同国际社会打交道，同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交融、交锋过程中不断积累形成的。

　　他进一步介绍，此次会议收到论文260多篇，总体来说，无论是相对于前两届理论研讨会的研究水平和成果而言，或者是整体反映中国目前理论和实践的水平而言，都有很大的进步，研究领域的广度和研究具体问题的深度也有很大的进步。但同时，他也客观地提出，现在的研究还有一定的局限。“得到专家一致公认的、整体优秀和全面优秀的论文，无论是数量和质量上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也将成为我们办好这个研讨会的重要动力。”

　　谈到与会者对大会这个平台的期待时，周明伟强调说，这些年研讨会集聚了一批优秀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大家都有一个共识，要用好这个平台，在交流探索的过程中形成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理论和理念，推动我们的实践，使得理论研究能够在大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国际交流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对外传播的实践中有更多的心得、感悟和经验，以此来推动我们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推动我们国际传播水平的提高，推动我们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

　　高德娱乐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程。高职大学生必须主动认清形势，正视自己，把握时机，在社会中找准自己的定位，从而明确自己发展的道路。因此“形势与政策”课程在高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