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德娱乐目前的邦际情势

　　电视剧《亮剑》我想大家都不会陌生，首播时很多人观看，收视率颇高，就现在还在某个频道某个卫视上播出，经典之作，更是体现了我国先烈们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和战斗意志。就我个人而言也深深被剧中人物、人物语言、剧情吸引，反复看过多次，这部剧的播出立刻被豪迈粗犷的李云龙吸引了。《亮剑》带给我的是前所未有的震撼，令我热血沸腾。《亮剑》最能打动我的地方是其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精神，其成功塑造了李云龙这个角色，把他好战、善战、直率、勇猛的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我想谈谈后面一集三人中丁伟的答辩论文——《论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不是给现在的人们泼冷水，而是让大家清醒的认识到现在的国际社会风起云涌，不容我们只顾安逸享乐而不顾及潜在危险的存在。

　　就近几年而言，在大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得益于世界的和平发展，受益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友好的外交关系。但是，我们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认清形势，不要被一些国家的表面所迷惑。要认清楚，谁才是真正的朋友和兄弟，谁能够促进中国的发展。目前，也有一些国家对中国虎视眈眈，蠢蠢欲动，心怀叵测。所以处理好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我国幅员辽阔，陆地边界总长22000多公里，大陆海岸线多公里，翻看世界地图不难看出：我国的陆地邻国共14个，东北与朝鲜接壤，东北、西北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为邻，正北方是蒙古国，西部毗邻阿富汗、巴基斯坦，西南与印度、尼泊尔、不丹相接，南面有缅甸、老挝和越南。没有接壤的邻国如：泰国、孟加拉国、菲律宾、韩国、日本等国家。

　　目前通过各种媒体看出很多的不安定因素，例如近年来的恐怖事件：1.新疆乌鲁木齐，2009年7月5日烧事件，197人死亡，1700人受伤；2.新疆喀什，2011年7月30日美食街劫持卡车事件6人死亡28人受伤，2011年7月31日市中心爆炸事件3人死亡超过10人受伤，2013年8月20日暴力恐怖事件一名特警丧生；3.新疆巴楚，2013年11月16日袭击一派出所和同年袭击社区干部导致17人死亡4人受伤等等事件，2008年至2014年的7年间我国发生恐怖事件12次，有9次在我国西北的新疆地区。外界反动势力侵入和受宗教思想毒害的极端分子，给我国国土安全、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新疆的恐怖事件尤为重要，目前新疆公安边防部队的“反恐维稳”战略，集中在与当地群众密切协作，加强对边境通道的检查，以及建立一个拉近新疆边防部队各级关系的新的“沿边防控网”。由于新疆地区范围大，边界线长，单靠公安边防部队的有限人力，几乎不可能覆盖所有的边境出入口。这种情况下，当地群众的协助就成为必要。建立一个集合新疆公安边防部队各力量的网络，因为反恐要求机构间和内部的广泛协作。当地群众的协作、新技术和加强训练都是重要因素，但由于边境环境的复杂性，国际合作对反恐成功同样重要。另外，训练有素的边防人员是落实反恐战略必不可少的。公安边防部队是一个对中国反恐战至关重要的组织。该部队尽管在反恐战略和训练方面取得进步，但若想打赢反恐战，仍需下大力气改善情报能力，比如建设情报分享网络、可靠的情报保护体系和专业的反谍机构等

　　常言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从丁伟的论文中看出，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是我们不可丢弃的。我国幅员辽阔，边界长，接壤邻国多，做好我国与其他国家间关系至关重要，我国领导人走访多国，加深了我国与外界的关系，谈论发展大计，开启的一带一路等等措施惠及多国人民。在国际大的和平发展环境下还是有少数国家的不安分子敌视我国，如1.近期菲律宾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仲裁庭12日公布了所谓“最终裁决”。这一恶意裁决完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是一张充斥谎言的废纸。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仲裁裁决的影响，中国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仲裁裁决的主张和行动。这一纸无效裁决既不可能改变南海“旧格局”，也不可能开创南海“新现实”，只是留下了一笔用伪规则破坏国际法治、破坏地区秩序的劣迹。2.日本与我国在的归属问题，日本右翼势力的崛起高德娱乐，想将我国固有领土据为己有，2012年4月17日，日本著名右翼保守政治家石原慎太郎称：“东京政府决定从私人手中购买”，该行径激怒了中国人民。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此拥有充分的历史和法律依据。但是，日本方面无视大量历史事实，竟声称为日本的“固有领土”。还有日本2015年7月16日，安倍执政党于当日下午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以单独表决的方式，强行通过了新的“安保法案”。而此前由于大多数宪法学者指出，同法案有关解禁“集体自卫权”等内容违反宪法，在日本各界及民众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安倍一伙右翼势力狼子野心、贼心不死，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种种对我国构成不安定因素太多，我们不但要提防而且还要遏制一些可能对我国领土完整、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威胁的事件发生。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报告》2015年10月所的预计来看，全球经济增长今年和明年分别为3.1%和3.6%，分别是低于的该报告在4月和7月所预计的数据，根据数据推测，世界经济增长趋势呈现下行。

　　要分析国际和国内的经济形势，主要就是分析仪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以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在此，就主要是分析美国的经济形势与我国国内的经济发展趋势，以此为我国的后期发展提高理论和指导。

　　根据国际货币经济组织的调查数据：美国在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比例为1.8%，根据2015年4月的预测为3.1%，2015年9月预测2015年9月为2.6%，而2016年则为2.8%，相对于的全球和其他经济发达体，可见美国经济在2015年为下行形势，美国经济对于经济全球化的意义和作用都是举足轻重的，在贸易、金融以及在货币政策方面对全球的影响都是十分巨大的。然而根据数据可知，美国依然还在金融危机中，多多少少仍然在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而且美国的经济走向高增长在目前也是困难重重的，美国经济处于重要阶段，但是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速度和趋势也是不可阻挡的，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对美国经济发展一集经济高增长产生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会与美国在市场份额上进行竞争，影响美国的经济发展。就比如在技术方面，中国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全球各国对中国设备需求量的增加就必然会对美国产生影响。

　　根据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占全球化的比重已经达到13.5%。在贸易方面：贸易规模已经成为全球第一。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就不断发展，尤其是近几年国家对创新的重视和国家政策的相应调节，中国的实体经济尤其是传统制造业的发展已经到达顶峰阶段，产能和供给已经趋向绝对的过剩。根据近几年数据显示，已经有在很多产业和行业已经出现了绝对的过剩情况。2014年中国铁矿石的产量近15亿吨，进口9.33亿吨，在全球进口中所占比重很大，已接近70%左右，因此，中国的需求对于全球的产品销售贡献和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中国市场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很多国家经济发展趋势和经济政策的制定。如果中国的需求下降，则全球的经济势必会受到影响，在目前，中国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是不会减退的，并且就目前这一趋势也是不会改变的。

　　首先，激励国有企业的创新；国有企业的发展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具有主导地位，然而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如我国传统思想的影响，我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始终突不破体制的限制、思想的限制等。

　　其次，激励科研创新；激励科研，保护产权。积极提高人们的创作积极性，激励奖励制度的创新；

　　再次，激励举报，保护举报者。对于经济发展中的经济违法行为，政府要从奖励制度创新方面出发，积极激励大家的监督与举报。

　　首先，保护个人的合法收入，增加地方税。个人税可以实行全国联网，这样有利于消除个人收入的巨大差距；其次就是取缔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尤其注重打击非法收入，加强法律制定，人民监督。

　　尤其是人们退休后的经济收入保障制度；解决退休员工的收入保障，保证人们工作积极性，以及全身心投入到经济建设过程中，因此，这对于我国经济建设有十分重要作用。

　　面的目前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为促进我国经济的又好又快的发展，采取向相相应的措施来应对经济形势。

　　第一，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大互联网、大数据等基础设施建设。当前的社会发展已经在朝向的科技社会、知识社会。因此就要加强互联网等的建设。提高服务业的效率，降低物流成本，以此推动技术创新，组织创新以及管理创新。加大互联网与大数据的联系与融合。

　　第二，政府加强经济监督；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市场调节为主，国家宏观调控为辅，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就要退出这个领域了，而是要把各种手段综合运用，充分发挥政府这只“无形的手”的作用。首先，加强相关法律的制定与运行的监督，确保政策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作用，促进经济良性发展；其次，在国家关键领域的发展中，政府在放权中要注重度和分寸的把握。但并不是全盘不管，也不是全盘监管，要根据时展特点充分的运用各种手段，充分发挥在经济背后的作用；然后，就是加大惩罚力度，对经济欺诈，及商业犯罪要加大惩罚力度。让经济犯罪，经济欺诈毫无生存余地；最后，加强对全体公民的意识教育，加强权利意识教育、法律意识教育等，充分发挥公民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再次，加强欠发达地区经济建设，尤其是西部经济建设。首先，加大资金投入，为西部经济发展提供充分的资本；其次，加强欠发达地区的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为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后续力；然后，加强交通设施建设，尤其注重网络交通的建立，加强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发达地区甚至是与国际社会的联系。

　　如今的经济形势变化只在一瞬间，面对极速变化的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我们要对经济形势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在正确判断之后又要根据经济形势的制定出相应的经济政策，以促进经济发展。

　　[1]王宇辉，毛莹.当前国内国际经济经融形势下中国货币政策的分析[J].宏观经济，2015.

　　在1976年构建牙买加体系后,国际货币体系仍维持美元本位制,而金融产业成为美国的第一支柱产业,在GDP中的占比高达20%以上(而制造业只占12%左右),这为美国保持和进一步强化超级帝国地位,居于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独享本位币的各项利益(而不承担相应义务)的同时,也强化了美国模式的内在矛盾。

　　“牙买加协议”的实施,导致国际资本大量向美国流入,1985年,协议实施仅仅9年后,美国即结束长达71年的国际净债权国地位,变而为国际净债务国(当年国际净债务1074亿美元),从而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明显呈现的贸易项下逆差相呼应,开启了当代美国独有的经济循环模式:经常账户项下逆差由资本项下的顺差弥补,即借他国的钱来满足本国的消费。从1985年至2010年的25年时间里,尽管经常账户逆差持续放大(2005～2008年,经常账户逆差占GDP的比例基本都在国际警戒线%以上),但国际收支逆差(经常项下与资本项下之和)却都控制在GDP的1%范围内,也就是说,在长达25年的期限内,美国借助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每年占用他国资本来满足本国消费,且这一趋势日渐扩大,难以逆转。

　　无疑,这一模式具有明显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一旦美元失去国际信任,或遇到其他国际货币的挑战,国际资本净流入将会减少,则没有足够的资本支持其对超量进口商品的消费;另一方面,如美国国内消费无节制膨胀,超过国际资本净流入所能提供的支撑,则经常账户项下赤字将无法弥补,国际收支失衡。两种情况下,都会导致美国模式破产。

　　2008年以来,美国由“次贷危机”演化成国际金融危机,进而创造出“量化宽松”救援机制等等事件,本质都是美国模式内在矛盾所导致的结果。

　　2009年初,奥巴马政府开始实施“新政”,不论其提出怎样的变革口号、怎样的施政纲领,本质上都要从缓解美国模式内在矛盾入手,从而继续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无疑,其核心在于两点:一是如何维持美元的核心(甚至是唯一)本位币地位,削弱其他货币对美元的威胁,继续保持国际资本的超额净流入;二是如何缓解进出口的失衡,尤其是大幅度增加出口,减少国内消费对国际资本的依赖。

　　2009年12月8日,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宣布,将希腊信用评级由“A-”降为“BBB+”,希腊信用级别在过去10年中首次跌落到A级以下。惠誉同时还下调了希腊五家银行的信用级别。惠誉称,这一降级决定反映了“对希腊中期公共财政状况的担忧”。全球股市应声下跌,欧元对美元汇率大幅下滑,开启了欧元区债务危机。

　　伴随着这场危机演进的,则是国际经济、金融界上下的一致逻辑:希腊财政赤字与GDP比率达12%,政府债务与GDP比率达110%,远超过欧元区3%和60%的规定上限。以这一逻辑尺度衡量,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等等均达不到要求,都面临着债务降级、新发债券受阻、老债券无法偿还的债务危机。

　　在这一逻辑的引领下,国际游资“不约而同”地抛售希腊政府债券、提升希腊债利率、提高希腊债CDS价格、做空欧元(欧元汇率短短几个月下跌超过15%),致使希腊无力在资本市场筹措新资金。由于担心债务危机在国家间和金融机构间蔓延,欧盟被迫启动两轮救助计划(分别达1200亿欧元和7500亿欧元),目前救助效果还未明朗。

　　对这场欧元区债务危机的成因,国际舆论界普遍认为:是希腊等国自身矛盾导致的结果,也有个别分析家指出,是高盛与几家对冲基金为投机盈利而利用了希腊等国债务指标的失衡。但是,从国际经济的大局来分析,这场债务危机绝不是偶发的市场现象,其中包含了相当多针对欧元的有计划、有组织的非市场行为。

　　国家债务高企,是现代国家的一个普遍现象。针对1929年大萧条,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思想应运而生,尽管其间又有新自由主义的复苏,但运用国家力量,以明天的收入应对今日的支出已成为现代政府的普遍选择。美国2009年度财政赤字1.42万亿美元,超过GDP的12%,债务最新数字达到13.6万亿美元,超过GDP的90%;英国2009年度财政赤字1780亿英镑,超过GDP的13%,债务8500亿英镑,超过GDP的60%;日本2009年度财政赤字44万亿日元,超过GDP的9%,债务871万亿日元,超过GDP的170%。可见,希腊以及其他PIIGS(即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五国英文名称的第一个字母组合)欧洲国家所面临的债务高企,并非个性化的非正常事件,而是各个主要经济体都普遍采取的国家治理方法。客观地说,欧元区所设定的财政赤字3%和债务60%的规定,只是人为地定性地划了一条努力的界线,本身并没有经济学意义上的严谨含义,更谈不上超过了就意味着国家破产。当然,债务过高会导致经济失衡,甚至引发国家危机,但像希腊这样的指标值,在全球范围内比较来看,并没有特别的超出通常区间。

　　美国各类金融机构联合参与,立体作战,岂是一般的商业利益所能驱动和组织。高盛不惜牺牲百年商誉,披露自己替希腊政府所作的一笔“内幕交易”(其实只是为希腊政府多融资10亿欧元,竟炒作为希腊政府天大的罪状。),作为国际顶级投行,其违反保密协议的行为令人瞠目结舌;标普和穆迪两大债券评级机构分别在1200亿欧元和7500亿欧元救助计划公布后市场已开始企稳之际,匪夷所思地“逆天行道”,悍然调低希腊债务级别,且一降就是四个级别,直接降为垃圾债券,历史上绝无仅有;IMF反复主动要求参与欧元区救助,且明显超过其自身实力来提供2500亿欧元救助(相当于3000亿美元,而IMF本金加债券的总资金量不过5000亿美元,且大部分已作了各种安排。),而救助所附加的条件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所提条件非常接近(除政治改革外,仍是要求减少财政支出,增加税收,采取紧缩政策,对危机中国家而言,此种方法近似雪上加霜、釜底抽薪,1997年对亚洲国家伤害至深。),其希望在欧元区发挥主导作用的动机非常明显。

　　须特别指出的是,对于救助计划的参与方,欧元区内部意见并不一致。有些国家领导人坚决反对IMF参与,对美国势力的介入具有明显的戒备心理。而方案最终在个别大国的推动下得以通过,背后可以看出美国势力在欧洲根深蒂固的影响。

　　剑锋直指欧元体系内在矛盾。客观地讲,欧元体系确实存在内在矛盾。因为货币是的象征,现代货币是以国家信用作保证来发行的。而欧元区恰恰只是经济联合体,政治上并不统一,有统一的货币政策,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更没有统一的外交、军事等政治政策。因此,各国虽不能独立发行货币(欧元发行权归欧洲央行),却可以独立发行国债,独立编制国家财政预算(和赤字),必然导致整个欧元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不协调。而一旦遇到危机,各个国家又必然自保,都各自采取利于本国的财政政策(本轮危机后,欧元区国家财政赤字普遍高企。),又都希望欧洲央行推动利于自身的货币政策。无疑,欧洲如不能像《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期望的完成政治统一的话,欧元的未来将长期面临挑战。

　　然而,欧元的内在矛盾是与生俱来的,已经持续11年了(从1999年算起),在学术界可谓人所共知,并不是件新鲜事,美国、英国的学术界和媒体却好似刚刚发现了一块新大陆一样,同时夸张地予以宣讲,“不约而同”地传递欧元区可能解体的信息,共同在描绘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其情其景,让人颇为诧异。

　　其实,从美国当今国策的两个根本点可以看出,本次欧元区债务危机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当今世界唯一能威胁美元货币地位的,只有欧元(日元在国际贸易和金融往来中占比很低,且本身也属于美元货币区。)。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美国采取的“量化宽松”的救助机制,始终在强化美元地位必将下降、美元必将大幅贬值、投资美元国债必将大幅缩水的概念,相当一部分国际资本流向欧洲,中国、日本、中东等国家也在调整外汇储备组合,减少美元、增加欧元占比,这一切都在威胁美国的货币中心、金融中心的地位,可以直接导致美国模式的破产。因此,以市场力量推动和强化欧元危机,导致欧元短期贬值、中期震荡、长期解体,与美国国策的战略取向完全一致。

　　而另一方面,欧元的贬值,对美国出口产业的影响又比较有限。我们知道,美国出口目的地国家排序中,主要的五个国家是加拿大、墨西哥、日本、中国、和英国,在6到10名中,属于欧元区的也只有德国和法国,占比较小(应在10%左右),以美国每年11000亿美元左右的出口额来推算,欧元汇率贬值15%,也只能影响到150亿美元左右。相对于美国13万亿美元的国债来说,如果国际资本撤离,必然导致国债利息率上升,每增加0.1%,都带来130亿美元的额外成本支出。轻重对比,一目了然。

　　2010年的三四月份,美国国会与政府曾上演了一幕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剧目。近期,围绕即将召开的G20峰会,压制人民币升值的声音又再次响起,且美国的国家纷纷响应,一致呼吁将人民币汇率问题作为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来讨论。而我们国内在此问题上又众说纷纭,使得这一个问题变得内外混合,愈发难以处理。

　　可以肯定地说,人民币汇率问题不是个经济命题,美国及其盟友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几条理由,都不成立:

　　理由一,解决美国经常项下贸易赤字。国际间产业分工和美国的消费模式决定了,美国的进口弹性很低,美国不从中国进口,也必然要从其他国家进口,对于国际收支而言,结果相同。

　　理由二,变相提高中国的生产要素价格。中国生产要素价格,土地、水电煤气等公用服务、运输、劳动力等成本已经提高,且仍在大幅上涨,直接涨价的市场信号更清晰,无需通过汇率升值隐性来体现。

　　理由三,调整国内产业结构。汇率属于总量指标,以总量指标来调整结构,必然导致调整效应不可控,有的调整不到位,有的“误伤无辜”。产业结构调整应由产业政策来实现。

　　理由四,缓解国内通胀压力。当前国内通胀压力并非来自国外输入,本轮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企稳甚至下降,当前通胀压力主要来源于国内的粮食价格和公用事业价格改革。且汇率浮动是双向的,产生的政策效果并不能够如主观所愿(如市场反应为汇率贬值,岂非加重了国内通胀压力?)。以汇率手段调节物价指标,本身就是伪命题。

　　理由五,汇率浮动有利于货币真实价格发现。本次金融危机所暴露出来的核心问题,就是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即事实上的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制度。浮动汇率制本质上是没有汇率参照系的制度,甲货币依据乙货币,乙货币依据丙货币,丙货币又依据甲货币设定币值,循环设定,无所依据。尤其是近三十年,美元本位制所带来的货币超发直接推动虚拟经济快速膨胀,超量货币涌入各类交易所,使得交易所定价的所有商品均价格失真,投机易早已经替代(服务于实体经济供需双方)套期保值交易,成为主导商品价格的主要力量。在这一背景下,国际资本经由外汇交易所产生的汇率价格,早已经偏离了货币的真实价格。以货币交易所产生的浮动汇率来发现真实货币价格的机制,在虚拟经济条件下,基本失效。

　　对美国压制人民币升值的本质问题的辨别,仍要回到当前美国国策的两个核心点上来:即保美元地位、保增加出口。保美元地位,通过推动欧元危机,已经和正在实现。保增加出口,则必须要在中国,在人民币上做文章。

　　我们知道,“奥巴马新政”里有一条非常醒目的量化目标:五年内实现出口额翻一番。从美国几个最主要的出口国家来看,加拿大、日本、英国属于发达国家,也是受金融危机影响较深的国家,五年内经济快速增长的潜力不大;墨西哥属于较贫穷国家,而且墨西哥只是美国的出口加工基地,并不是最终产品消费国,对墨西哥的出口增长要看全球经济的恢复;欧洲原本对美国的出口贡献就不大,欧元震荡后,欧元汇率很有可能中长期不稳定,出口增长难以预测。真正能帮助美国实现出口倍增计划的只有中国。而压制人民币升值就是实现这一计划的最有力手段。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既是国会议员代表民众表达的(出口、就业)利益诉求,更是奥巴马政府实现竞选承诺,获得连任的根本所在。在这一点上,美国国会和政府的意见是高度一致的。舒墨、格雷厄姆与奥巴马、盖特纳之间不过是在反复表演着双簧游戏。

　　在国际关系专业学习过程中，国家政治与国际法均属于十分重要的内容，也是必须要掌握的内容。国际法对于良好国际政治的形成具有较好保证作用，而良好的国家政治形势对国家法完善及发展也具有很好推动作用。因此，两者之间具有相互构建关系。作为国家关系专业人员，应当对国家法与国际政治相互构建充分了解及掌握，从而为进一步更好学习国际关系奠定良好基础。

　　首先，国家法主体越来越受到冲击。对于国际法而言，以往其主体均为国家，国际法主要作用也就是调节国际上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规范国家行为。然而，随着现代国际形势不断发展，国家法主体也不断发展变化，国际法主体已经不只包括国家，现代国际法主体正在不断受到冲击，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非政府国际组织及个人。就非政府国际组织方面而言，其主要是由于当前世界上的非政府国际组织正在不断增多，并且其规模也不断扩大，这些组织在实际活动中其权益需要受到国际法保护，同时这些组织的一些行为也需要通过国际法进行规范及约束，所以这些非政府组织也逐渐成为国际法主体的一个部分。就个人方面而言，其主要是因为在当前国家省各个国家联系不断加强大形势下，个人发展也不仅仅局限在国家，而是逐渐扩展到国际范围，个人国际活动也越来越多，个人权益也需要国际法保护，高德娱乐个人行为也需要国际法规范。其次，国际法越来越表现出全球化。随着现代国际形势不断发展，国家关系也有着越来越明显的全球化特点，在这种大形势下，各个国家之间也有着越来越密切的关系，最终使国际社会得以形成，而任何国家必然都会受到国际社会影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法需要服务整个国际社会，这样才能够使各个国家权益得以较好保证。另外，在这种全球化形势下，所出现的全球性问题也越来越多，而为能够使这些全球性问题得以较好解决，必须要依靠国家法，因此，国际法在当前全球化过程中也逐渐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具有越来越明显的全球化特点。第三，国际法越来越表现出法典化特点。对于国际法法典化而言，其所指的主要就是国际法越来越规范，越来越具有法律典籍性质。这主要就是因为随着是各个国家之前不断融合，各个国家对国家法均越来越重视，对于国际法制定的研究也越来越系统，越来越深入，特别是在成立联合国之后，各个国际组织及国家均逐渐参与国际法编纂，在这种大背景下，国际法的正式性越来越强，并且也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同时在国际上也越来越适用[1-2]。

　　第一，国家利益趋向化越来越明显。在冷战之前及冷战时期，国际政治所表现的十分明显的特点就是依据意识形态进行敌我划分，这一段时期内依据国家制度及体制存在一定差异，国际政治格局表现出两大对立集团，即资本主义国家及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冷战结束之后，国际政治格局逐渐发生变化，传统敌我区别模式已经被抛弃，在各个国家制定国际外交方针方面，国家利益已经成为核心因素，国家利益趋同化特点越来越明显。具体而言就是，具有共同国家利益的两个国家，即便其意识形态不同，同样能够进行合作，而国家利益相背离的两个国家，即便意识形态相同，往往也发生反目情况，这一点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表现的尤其明显。这种转变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使意识形态对立得以缓解，使更大范围内国际合作得以实现。第二，经济因素对国际政治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就当前国际政治格局而言，其比较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经济因素影响力不断增强，在国际关系发展过程中，经济与政治互动已经成为首要因素。随着现代经济全球化不断增强，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强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越来越表现出相互依赖关系，而这种情况的发展，对良好国际秩序及良好国际关系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这种大背景下，各个国家为能够促进自身国家经济发展，也必然会积极维构建良好政治格局。然而，由于全球化不断发展，国际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但是由于不同国家经济水平及综合国力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最终会导致国际政治发展失衡。第三，和平发展属于时代主题。就当前实际情况而言，国际政治格局整体上相对比较良好，国际形势逐渐向缓和发展趋势，虽然一些局部战争仍旧存在，然而在世界范围内总体比较理想，仍处于和平发展局面。同时，在联合国成立之后，世界上各个国家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这一点为国际政治格局向较良好方向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及意义。同时，由于当前世界上各个方面均在致力于发展自身经济，对于世界良好政治格局的形成也就有着越来越大的需求，霸权主义及强权政治也必然会受到世界各国反对，这也体现出国际政治趋向于和平发展特点[1-3]。

　　在当前世界形势发展过程中，构建和谐世界已经成为必然趋势，为能够构建和谐世界，必须要坚持和平及发展。就当前联合国相关法律而言，《联合国宪法》属于其基本，是对国家行为进行规范的基本法则，同时也是保证世界和平发展能够得以真正实现的基本法律，这为国际法良好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对于当前国际法而言，其是在格劳秀斯、康德以及凯尔森等人研究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他们的研究理论对目前《联合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在格劳秀斯研究理论影响之下，国际秩序形成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其所具备特点就是民族国家对外具有平等性及独立性特点。近些年来，这种模式的秩序虽然受到一定质疑，然而在国际法中民族国家至上仍然属于基本原则。就当前《联合国》而言，其形成及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使受到康德关于国家法理论的影响，而对于凯尔森国家法理论而言，其对利用国家司法解决国际矛盾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与《联合国》形成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4]。

　　对于国际政治而言，虽然其与国家权力之间具有存在密切关系，然而在国际政治发展过程中，也不可忽略国际法的重要作用。但是，就当前国际政治秩序以及格局变化而言，国际法的形成及发展对国际政治是具有一定依赖的。对于当前国际上所行使的国际法而言，其是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基础不断发展而来的，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属于国际上首个具有宪法性质的法律文件，其使得依据国际社会行动对国际法规范进行制定的情况得以实现，并且该和约也是国家法发展的良好开始，其实现依据国际法在较大范围内对政治现状进行确认，同时该和约创立三个原则，分别为国际法原理、国家概念以及实力均衡政策，这对国际关系发展具有很大程度影响。在各种国际重大政治事件不断发生的大形势下，目前的国际关系格局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法在发生较大变化。在国家关系不断变化过程中，格劳秀斯的国际法理论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并且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影响较大的就是《战争与和平法》及《海洋自由论》，由《海上禁锢论》的创立一直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出现，均表明国际政治会在很大程度上对国际法发展造成影响，对国际法出现、实行以及遵循具有一定决定作用。所以，国际政治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及影响国际法[4-5]。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权力所界定利益属于其行为准则，在当前国际关系中所有国家的出发点均为国家利益，然而对于各个国家而言，国际法属于其行为准则，在各个国家行为中《联合国》属于基本指导方针。对于国际法及国际政治而言，两者之间存在一定附和依赖关系，两者之间既能够相互促进又能够相互制约。在国家形势发展过程中，有些大国实行实行强权政治及霸权主义，未能够遵循世界和平发展主题，对世界和平发展造成破坏，虽然未实行殖民统治，然而往往会通过其它方式对弱势国家利益造成侵犯。在现代国际形势发展过程中，通过对国际法进行运用，可在很大程度上对国家行为进行约束，对弱势国家利益进行保护。在运用国际法基础上，可对国家行为进行约束，而国家应当积极遵守国际法，积极坚持和平发展主题，在当前国际政治发展过程中应当积极构建公平、合理新型秩序。就依据我国实际情况而言，通过对国际法进行运用，可有效避免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内政造成干涉，从而可有效维护我国国际形象，保证我国能够得以和谐稳定发展。另外，国际法中对人权的保护已经成为一项共同原则，因此还可通过对国际法进行运用，从而对我国公民人权进行保护，使我国公民利益得以更好维护[5-6]。

　　随着现代国家融合发展越来越密切，国际政治也逐渐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对维护良好国家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及意义。另外，在维护国际关系方面，国际法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国际法与国际政治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因此，对两者之间关系进行准确理解及把握十分必要，有助于更好完善国际法及构建良好国际政治，使国际形势得以更好发展。

　　[1]吴江,张小劲.大数据国际政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4).

　　[2]莫世健.国际法碎片化和国际法体系的效力[J].法学评论,2015(4).

　　[3]张艺卓,吕昕.试析当前国际政治格局的基本特点[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

　　[4]大沼保昭,高云端.国际政治中的国际法及其关联性:一种从国际法的功能视角的分析[J].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刊,2012(10).

　　[5]何志鹏.在政治与伦理之间:本体维度的国际法[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5).

　　长期以来，我国奉行以低劳动力成本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战略，这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资源自由流动趋势的加强，这一发展战略已经越来越显示出其弊端。尤其在当前贸易争端频发，并且我国承诺WTO保护期期满的严峻形势下，我们应着力于拓展原有的比较优势，将比较优势进一步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实现我国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的转变。 2006年对于中国的对外贸易而言是不平静的一年。一方面对外贸易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但同时也伴随着与贸易伙伴国越来越频繁的贸易摩擦，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持续了近半年的中美、中欧纺织品贸易争端。据世贸组织统计，中国已连续11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另一方面，至2006年12月11日，中国入世5年保护期宣布结束，这意味着金融、汽车、农业、电信四大行业将降低关税乃至完全放开市场。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双重压力对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我国传统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遭遇困境 长久以来，为自由贸易学说提供理论依据的就是比较优势学说。不论是大卫?李嘉图的古典比较优势学说，还是赫克歇尔-俄林的新古典贸易理论，都强调了只要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进行生产进而交换，就能通过国际贸易获利。在自由贸易的前提下，这些理论证明，基于比较优势进行国际贸易，发展中国家能得到更多的好处。很多经济学家也认为各发展中国家应当将比较优势理论作为其贸易战略的理论基础。“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选择了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经济发展的绩效就会很差，将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相反，发展中国家如果选择了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经济就会得到更快的发展，将有助于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拥有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根据比较优势理论，长期以来我国基本上是以劳动要素和资源禀赋差异形成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也即出口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具体来说，这一优势主要体现在由低劳动力成本带来的低价优势以及粗放型增长所带来的规模优势。凭借这种“比较优势”，中国的产品得以极强的价格优势迅速占领国际市场，中国的制造业也得到快速的发展。有关资料表明，“中国制造”的产品已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仅2006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出口商品额达6912.2亿美元，其中90%以上属于工业制造品。 然而，从长期和动态的角度来看，这种比较优势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失的。尤其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以及国内市场国际化步伐不断加快的新形势下，我国这种以劳动力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正在遭遇瓶颈。主要表现为： (一)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竞争激烈，贸易条件日趋恶化 首先，随着社会消费结构的升级和生产结构的升级，人们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比重逐渐下降，而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需求比重不断上升，所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空间正在被不断压缩。其次，由于劳动力资源禀赋优势也都为发展中国家所有，而且劳动密集型产业一般进入门槛不高，因此，同类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日趋激烈，各国间贸易摩擦不断增多。再加上我国国内各厂商之间“割喉”式的价格战，更是严重影响了相关产业的正常发展，导致我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贸易条件趋于恶化。 (二)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强使得我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难以长期维持 我国一直被认为是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但是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成效的逐步显现，以及老龄化的不断加快，我国劳动力的供给在逐渐减少。另外，由于我国国内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单位产品的工资成本正在不断上升。同时由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提高，劳动者对工资水平、福利待遇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因素导致企业将面临劳动力成本不断增加的压力。另外，由于各发达国家都认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已经在不同程度上侵害了其产业和劳工福利，因此都在采取各种贸易壁垒(如SA8000 社会责任标准)来保护其国内产业及利益相关者，令我们的低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难以继续。 (三)过分强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抑制了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的提高 一直以来，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一直都是强调数量增长为主的粗放型发展 模式，在产量规模快速扩大的同时也占用了大量资源，从而限制了其他产业的要素投入，不利于其他产业的提高。在世界制造生产链中，我们往往也只能参与到其中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环节，居于对应价值链的末端。就企业来讲，主要体现为利润率低，对特定市场的上下游环节依存度较高，抗风险能力低。因此，在这个所谓“中国制造”的游戏中，我们得到的仅仅是一部分劳动力就业及极为可怜的利润份额，这样的发展显然不利于中国纺织业的产品升级和长期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四)要素替代进程的加快，致使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失去其比较优势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资源自由流动，技术进步及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推动了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新材料对资源的替代以及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对数量不足的弥补，使得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渐丧失。 二、拓展比较优势空间，化比较优势为竞争优势 (一)继续发挥比较优势，拓展外贸出口增长空间 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在资金、技术方面相对稀缺，成本较高，而劳动力则相对充裕，成本也相应较低，这一状况在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会存在。因此，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仍然是当前我国的比较优势所在。另外，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现阶段我国在国际市场上有价格竞争力的也仍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所以我们应当把传统的比较优势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优势尽可能充分地发挥出来。这一方面可以解决我国当前面临的失业问题，另一方面也能不断地积累资金和技术，提升资源禀赋结构，为产业的逐步升级打好基础。为此，我们可以通过提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含量，或者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和高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来继续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拓展外贸出口增长空间。另外，虽然当前我们在货物贸易方面摩擦加大，但服务贸易遭遇到的摩擦很小，而且可以获得相当的回报，因此，我们可以利用丰富劳动力资源和低价劳动力成本的优势来发展我国的对外服务贸易，这也符合当前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 当前制约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发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劳动力整体素质偏低，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可以通过加大对劳动者素质的培训，使我国大量的非技术性劳动力向技术性劳动力转化，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技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型转变，将单一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通过提高生产率转化相对成本(生产率/劳动成本)优势，从而为今后充分发挥我国经济比较优势，提升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含量，促进产业升级提供条件。 (二)通过资源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的改善，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根据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一个国家或其特定产业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为基于比较优势而形成的一国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但是单纯的比较优势不能形成竞争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几种具有竞争优势的是具有垄断性的资源和技术，创新能力是竞争优势的关键。但现在总体上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转变，自主创新的能力还比较低，国际竞争力还主要体现在由低人力资源成本主导的劳动密集性进出口产品上。因此，面对保护期之后多元而白热化的国际竞争市场，我们应当在发挥原有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创新来提升竞争优势，优化产业结构，将潜在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才能真正实现自身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更好地应对当前的新形势。 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指出，在一国的国际竞争力形成过程中，一国的要素禀赋、需求状况、相关产业或辅助产业、公司的策略、结构和竞争等四大因素对一国竞争优势的形成具有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因此，一国竞争优势的取得最终落实到其资源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的改善之上，所以我们可以从我国的产业布局整体来把握竞争优势。 首先，整合资源，走集约化发展道路。中国的持续高速增长，基本上还是一种外延粗放以规模取向的简单增长方式，与国际竞争力提倡的以效率、质量、环保取向的内涵集约式增长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我们应该通过整合资源，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使经济在高效率水平上运行。并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到国际市场上去“抢蛋糕”，在竞争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其次，着眼区域经济，走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将那些产品关联性强，价值链长的产业通过整合，形成区域性产业集群。通过集群内部技术外溢、资源共享达到成本降低，并形 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最后，积极引导，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在国际贸易中，虽然存在有技术外溢和“干中学”(Learn by Doing)的效应，但是我们仍然要强调高新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的开发，而这正是我国当前国际竞争力缺乏的主要原因。我们可以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和高校、科研机构的成果产业化，来发展自己国家在未来具有竞争能力的战略性产业。 (三)采取必要的贸易保护政策，维护我国国家及相关产业的竞争优势 目前各国在发挥比较优势时，并没有完全放弃贸易保护，我国总体仍缺国际竞争优势，WTO保护期满之后，市场准入门槛降低，国内市场市场化程度提高，外汇体制更加开放，因此当前我国在宏观上实行适度的贸易保护仍极其必要。但是，在相关产业的选择上，我们应当运用战略性的眼光，选择那些具有战略意义、产业链长的产业，尤其是某些涉及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以及高技术的战略性产业。另外，在政策手段也应有所选择，不是一般性的保护幼稚产业甚至保护落后产业，而更应注重其在核心技术方面的自主开发能力上。同时，我们还应认识到，就总体和长远而言，自由竞争和市场配置资源才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因此，我们的政策导向还应始终致力于营造一个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上。 三、结语 WTO过渡期结束后，中国在世贸组织所处的地位将更加重要，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都会进一步增加。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会继续把中国的经济发展看作挑战与机遇，因此，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和争端案件可能会进一步增加，这将是当前乃至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要面临的国际贸易的新环境。为此，我们应当在遵守WTO规则之下，着力于拓展原有的比较优势，将比较优势进一步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实现我国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的转变。